《尚书》是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记事比较是间接的，记言比较是直接的。中国的记言文发展于记事文之先。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两周金文也多以记言为主。《尚书》大部分是号令，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誓、诰”是号令。君告臣称“命”，臣告君无定名，偶然称“谟”。
《书》称为经，始于《荀子》，到汉代普遍。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就是各自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
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负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
东汉初，杜林在西川的漆书《古文尚书》一卷，经贾逵、马融、郑玄作注，《古文尚书》才显于世。张霸作《古文尚书百二篇》伪书。
一、何谓“尚书”？
所谓“书”，在上古专指史官的记载。史官的职掌是记载君主的言论重大事件。史官的记录汇集成册，便称为《书》。记载春秋时期史事的《左传》中已出现过《虞书》、顾炎武《日知录》卷二：“窃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孙氏志祖曰：“按《左传•文十八年》云《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云云；安得谓之‘有《夏书》无《虞书》’乎？窃意古人盖以二典为《虞书》，《大禹谟》以下为《夏书》也。”见《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73页。《夏书》、《商书》、《周书》的名称。（战国时代，“书”有泛指书写品，不必专指史官所记者。）到了汉代，学者们将幸存下来的这些《书》统称为《尚书》。王充《论衡•正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如王充所说，其解有二：一、尚指上古，由来久远；二、尚指帝王，高居在上。这比那些“依违作意以见奇”的解说平实近真，可以信从。
二、《尚书》的流传
《尚书》既从上古传下，篇目自应极多，字形自是奇古。遥想当年官府柱下，典册累积充栋。然竹木简册易为虫蛀断烂，而量大又难以重新抄写。年代久远，史料难免残缺。虞夏之世传下者，寥若晨星。商代传世史料亦不可多得。周代文献本是很丰富的。王室衰微后，天子失官，礼乐卜史流散四方。凌夷而至春秋末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列传》）。
《史记·孔子世家》：“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有学者认为孔子与《书》关系不大，认为史迁此语是汉武帝时社会上渐渐产生出的论调。我们认为既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且孔子对诗、礼、乐都进行过整理，“序（编次）《书传》”亦应可信。
（一）“今文”《尚书》
“今文”《尚书》，出自济南伏生。伏生，秦时博士，遇焚书，藏书壁中。汉立，求其书，得二十九篇；（《尚书》篇目问题，详见第三节）教授于齐鲁之间，传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文帝欲召伏生进京，时伏生九十余岁，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即晁错或作鼂错）往受之。其后，以《尚书》得显者，有兒宽、周霸、孔安国、贾嘉等。
武帝之后，宣帝、元帝时，五经博士续有增列，皆为“今文”，计十四家；其中《尚书》为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典籍里的中国》有详细介绍伏生护书传书的经过。
(二）壁中本古文《尚书》
景帝前元三年（前154）景帝子刘余徙封于鲁，是为鲁恭王。王好治宫室，欲广其宫，坏孔子宅，于屋壁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等凡数十篇，皆先秦古字；孔安国为孔子后人，悉得其书。安国以古文《尚书》与伏生今文二十九篇对照，发现多出十六篇。武帝建元之后，儒学大兴，安国将书献于朝廷，不巧适逢陈皇后巫蛊之案，相连及诛死者三百余人，仓促之间未及讨论，更未能列于学官。不久安国卒，古文《尚书》遂藏于中，外人不见。
古文《尚书》的发现，本为学术史上一大收获。但因今文《尚书》已流行达数十年，在学术界取得统治地位，而时人多不识古文，又未列于学官，尽管孔安国曾“以今文字读之”（《汉书·儒林传》），或在民间已有所流传，今文经学家们却不予注意。
至西汉成帝时，刘歆受诏与父刘向领校中秘图书。刘歆发现中秘所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内容详于今文，文字多有不同，便想促其列于学官。哀帝时，令歆以古文与五经博士讲论经义，诸博士竟不肯置对。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相要挟；大司空师丹上奏称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惧诛退，以病免官。
平帝时王莽擅权。莽少时与歆俱为黄门郎，颇看重歆，遂召回，累迁至封红休侯，典儒林之官。莽称帝，封刘歆为“国师”、“嘉新公”。除古文《尚书》外，逸《礼》、毛《诗》等古文经都得到重视。凡“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进京，“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汉书·王莽传》）。
东汉建立，光武中兴，全盘否定王莽所立古文经学；仍立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见《后汉书·儒林列传》），皆今文。
章帝建初年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论五经同异。其结果是由班固起草，以章帝名义著为定论的《白虎通义》。与此同时，章帝也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和左氏《春秋》等。“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后汉书·儒林列传》）。可以说，古文经学的地位，也开始得到官方承认。而此时期保持清醒头脑的正宗儒家学者，自然地把注意力转向了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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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章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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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
(三）漆书本古文《尚书》
东汉初，扶风茂陵人杜林从西州（今甘肃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以授东海卫宏、济南徐巡，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后汉书》卷二十七）于是古文《尚书》遂得流行。
在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努力之下，古文经学遂得显明于世。然终汉世，官方仍以今文经为定本。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验，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后汉书·儒林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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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熹平石经
三、《尚书》“经”、
“传”的真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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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经文的真伪问题，学术界多以秦始皇帝焚书为界。凡形成于先秦的文献典籍皆认为“真”；秦火之后，后人编造而冒称《尚书》经文者为伪。解说《尚书》经文的《传》，也有后人所撰而冒称前贤所撰的现象；因其所冒者为西汉武帝时的孔安国，故被称为“伪孔《传》”。
始皇焚书，《尚书》遭焚禁最严，亡数十篇。《汉书·艺文志》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
西汉之世，多方征求遗书，山东莱州人张霸根据传说孔子所作的百篇之《序》，编造了《百两》之篇所谓《尚书》，献于成帝，帝命找出宫中秘藏之古文《尚书》校对，不能对应。于是将霸交有司处理。有司认为霸欺君罪当至死。成帝惜其才高，不诛，且不灭其文。故《百两篇》居然还在世间流传。
据此，可知《尚书》或许本有百篇之多，因残缺不全难以解说遂秘藏宫中书库。世间徒闻有百篇而不得见，遂有张霸起而作伪。张书未毁，传在世间，有可能躲过赤眉、董卓、永嘉诸乱。有人认为东晋时忽然出现伪古文《尚书》，很可能是在张霸伪书基础上改作而成。然从文辞看，霸书浅陋（例如《论衡·感类篇》引霸书《百两篇》有“伊尹死，大雾三日”语，王充不信，马、郑诸儒亦不信）。东晋所出“古文”《尚书》浅则浅矣，却丝毫不陋。说后者承袭前者，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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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尚书》篇目章句选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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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在《尧典》题目下有一《疏》，将《尚书》体例分为十类：
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
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
直接从篇名看，孔《传》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中，有典二篇、谟二篇、贡一篇、歌一篇、誓八篇、诰八篇、训一篇、命九篇、征一篇、范一篇。
此外各篇归类：《益稷》，谟也；《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肜日》、《旅獒》、《无逸》，训也；《盘庚》三篇、《西伯戡黎》、《武成》、《梓材》、《多士》、《君奭》、《多方》、《周官》、《吕刑》，诰也；《君陈》、《君牙》，命也；《金縢》自为一体，其中祝辞，可归于诰类。另有《微子》、《立政》二篇，孔疏未提到，但《小序》言“微子作诰”，《微子》亦诰也；《立政》周公告成王用臣之法，应亦诰类。孔氏分类似嫌琐细。此前《书·大序》已将《尚书》文体约略概括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类。而征、贡、歌、范各只一篇，未必可据以为体例。
学者们对今文各篇成书时代的讨论，我们将选择有代表性的篇目，在下文摘要评介。
赖梅赜所上之伪孔《传》《古文尚书》，伏生所传今文二十九篇（析为三十三篇）幸得保存。伪古文二十五篇较为易解；三十三篇今文，章句欲得通诂，殊非易事。前人所解，有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宋代蔡沈《书集传》、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等等。以上所列是我们诠释《尚书》章句的主要依据；至于近人新说，或依新出甲骨金文，或依新兴学科成果，或许有超越前人之处，我们择善而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