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斯诺是1928年作为《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来到中国，随后又兼任了英、美两家报纸的特约通讯员。几年职业生涯中，他遍访了中国的主要城市以及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但他心中有个疑团却越积越大。

“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斯诺如是说。

这样的谜和传说为什么会出现呢？准确地说，是为什么会在斯诺的印象中出现呢？这是因为，有许多对共产党、对红军的针锋相对的解释和判断，使他这个新闻记者真假不辨，不堪其苦。

比如，共产国际的刊物说，中国的红军有50万人；而南京ZF却一直在说，红军不过是由“文F“领导的一支新式流冠，甚至在1935年还宣布，已经“消灭了共F的威胁。”

斯诺对两种说法都不认同。

首先，红军如果真有50万人，就应该能夺取政权了，为什么还会被二三十万ZF军围困着出不来呢？

另一方面，作为“共F”的共产党红军被消灭的传说，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眼下他们正占据着战略地位最重要的中国西北一块比过去还要大的地方，这还用再解释吗？。

只是这一大块地方现在被封锁着，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使他无法破解那个谜。这种状况，对于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他要求证，他把旁人对红色中国的好奇转换成一个个需要求证的问题，梳理出来，一共有78个。

这78问，大到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小到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还有诸如共产党是不是共产共Q、喝汤是不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这类稀奇古怪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求证红色中国的万花筒。

正当斯诺在为他的万花筒犯愁时，1936年6月，他的一位朋友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国的西北局势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围剿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为了共同的抗日目标，已经和红军达成默契，不再打内战了！

斯诺的第一反应是：“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了！”他决定立即动身，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打破已经持续九年的新闻封锁。

他为自己的决定激动着，陡然间有了神圣的使命感，以至于人身安全问题也不在话下。他不只一次地听人说过，有些二杆子贸然进入红区就再也没见出来，多半是被“赤F”咔嚓掉了。这次轮到他的时候，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国共内战已经有千千万万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次险吗？

这是78 问之外的又一问，这一问是针对他自己的，而且已经有了答案。因为他已经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车。

02

尽管行程仓促，斯诺还是从那些热心的朋友那里得到了意外的保护措施。比方说，他现在腰里就装着一封写给苏维埃主席毛的信，这封信可以视为他的护身符。当然，前提是他必须平安地到达毛的身边。

写这封信的人斯诺不知道是谁，是第三者转给他的，转信的人还告诉他，到了西安后怎么和红区的人接头。总之，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去

话是这么说，到西安后也确实有两位在党内很有身份的人和他接上头，并且为他去红区的旅途作了安排，但这个旅途要经过东北军的防区和前沿阵地，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无人区，尽管全程都有不同的向导带路，意外总会时有发生。这个过程斯诺写得云里雾罩，也很简洁，但他总结出的一句话，令现在的中国人都能心领神会。

“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他说。

大概所有的成年中国人读到这地方时，都会露出会心的微笑，难道现在不还是这样吗？“中国的方式”是什么方式？那是“你知道的”。

但到了真正的红区，这种“中国方式”就不那么灵了。

斯诺踏入红区的第一站是一个叫不上名字的村庄，村里的贫民会主席得知他的来意后，用力所能及的饭菜招待了他，有蒸卷、小米饭、炒鸡蛋、白菜、烤猪肉。斯诺美美地享用了一顿后掏出美金要付饭钱，却被主人忿然拒绝，理由是：“你是一位外国客人，而且你是来找我们主席的。”

类似这样有钱付不出的情况，斯诺后来多次遇到，包括那些为他引路的向导和骡夫。

等他到了安塞百家坪时，又有更新鲜的事使他的78问有了一些明晰的答案。

03

安塞的百家坪，是红区的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所在地。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一位红军领导人——周先生，后者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约定次日再会便匆匆离去。

另一位领导人李克农却留下来陪着他，李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斯诺对此不知情，在书中称他为交通处处长），接待这位外国人，正是他的职责所在。

中午吃饭时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

因为吃饭的人多，有两个穿着大几号的制服、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孩子在为他们服务，端饭送菜。外国人喝不了热开水，斯诺口渴难挨，便招呼其中一个孩子：“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那孩子没有答理他。过了几分钟他又招呼另一个孩子，结果同样碰了个软钉子。斯诺犯疑惑了，自从进了苏区，大家都对他客客气气，这两孩子是怎么了？

这时，坐在他旁边的李克农笑着对他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是革命者，他们自愿到这里帮忙，不是佣仆，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正说着冷水来了，斯诺接过水歉意地说：“谢谢你，同志。”谁知那孩子很大方地回了他一句：“不要紧，你不必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斯诺再次震惊了，他从未在中国的儿童身上见过这样高度的自尊，这些孩子真了不起！

李克农的解释和孩子们的表现，使斯诺第一次对苏区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红军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似乎不再那么难以琢磨了。未来的红军都这样了，正式的红军还会有什么别样？

斯诺和李克农也自此成为好朋友，书中的一张图片（见下图）见证了两人的友情。这是一张发行于1934年1月的苏区股票，李克农把它从江西带到陕北。如此珍贵的纪念品转送到斯诺的手中，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