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闭门读禁书”，据说是传统文人的一件隐秘乐事。

说到禁书，话就长了。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禁书事件，莫过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下令焚烧《秦记》外的列国史记以及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民间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者要被灭族。

据说当时有一个博士官伏胜嗜书如命，虽然自己没有遭遇屠戮，但看到成千上万册书被付之一炬，仿佛丢了命一般。遂与家仆冒着生命危险，从咸阳偷运出书简千余卷，辗转跋涉，藏于湖南沅陵县二酉洞。秦灭、汉兴时，他把书带去京城献给刘邦，从此有了“书通二酉”的典故---人们以此来形容学识渊博。

这故事有点可疑，因为当时的书写在竹简上，体积庞大，笨重无比，凭一两个人的力量，要把数千卷之多的竹简，从咸阳千里迢迢运到湖南，还是在严厉的禁书政策之下，难度不可想象。后来有人考证说，把书藏在二酉洞的不是伏胜而是当地儒生。但不论是远来博士还是当地儒生，读书人舍命卫书的情怀是真实存在的。焚书的烈火和杀头的危险，不可能彻底阻碍人们读书的热情。

自秦始，禁书开始成为历朝统治者最喜欢的控制手段之一。

汉朝至隋唐五代，禁书对象主要是谶纬、天文、私史、佛道之书，而放过了儒家经典。“谶纬”之书之所以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是因为这门学问极易与王朝兴衰和皇权更替联系起来，并被“野心家”利用。据史载，王莽就是此中行家，凡献符命的人均大加赏赐。不过他上台后立即下令，民间不允许再传播一切谶纬之书。

宋代，禁书有了一个新的目的。宋从建国初就面临严重外患，为防止书籍外流“泄露国家机密”尤其是“军事机密”，政府严禁民间私印兵书、著私史。但事实表明，文献外流时有发生。宋哲宗嘉佑四年苏辙出使辽国，发现其兄苏轼的《眉山集》早已传入辽国燕京，还发现了其它宋人文集，甚至有关边防和军事机密的书。

古代禁书多出于政治考量，许多时候，政治斗争中的失败方，不单本人要受到刑戮，官职革除，其著作也理所当然要受到禁斥。明朝永乐帝靖难登基后，一批曾经和他作对的文臣的诗文集均成禁书。例如洪武年间，方孝孺曾编过一本诗文集，尚未刊印，旋即永乐登基，因方孝孺不肯草登位诏书，被诛十族，文集严禁出版，且“藏孝孺文者罪至死”。

不过，方的学生和乡人偏要编纂他的文集，且编成蜀本、邑本、群本等四种版本，以手抄本形式暗暗流传。万历四年，建文帝被重新写进历史，方孝孺也获平反，其文集终于得以公开出版，并大行天下。

“禁书”这个词说来挺有意思的。我们说某本书是“禁书”的时候，说的几乎都是那些被禁但没被禁住的书。明面上把书禁了，但“禁书”却总有在其他渠道暗地传播的能力。

换言之，禁书这个词天然带着一股神秘的味道。越是“被禁”，越能撩拨读者的阅读兴趣。本来“没什么”的书，若是得到“禁书”的光环，也立刻开始被读书人所追逐。鲁迅在写给杨霁云的信里说：“乾雍禁书，现每部数十元，但偶然入手，看起来却没什么，可笑甚矣。”

禁书者之所以禁书，主要是担心人们读了该书，心里有了质疑，脚下有了行动，开始拉帮结派跟他们对着干。但实际上，改朝换代往往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跟某本书甚至全部“禁书”并没有直接关系。有感于此，唐代诗人章碣写下一首七言绝句：“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世易时移，现在则有些人宣称，他们之所以这样，是为了读者好。他们在谨慎地替读者过滤掉可能对读者有害的内容。但问题在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即便禁书者是诸葛亮，也没有理由让其来决定读者应该读什么，哪怕读者是阿斗。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越来越开放，禁书基本上已不再可能了。比如说禁“黄书”，但网络上那么多色情视频谁能无视？不穿衣服的立体苍老师，可比平面潘金莲生动多了。与其如此大费心思，倒不如撤掉屏障，相信读者和市场：人们自有其判断力，能够筛选出适合自己的书；市场自有其规律，会淘汰那些无用和不好的书。

读书是私人的事情，无论是所谓的钦定好书还是坏书，都应由读者自己决定是否来读，更不应设置禁区。书籍承载的是人类的历史和传统，是关于遥远年代的记忆，是人类付出无数代价、经历无数失败获得的经验总结。我们有权了解我们的历史，也有权继承这些传统。

在那个极其特殊的年代，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凝集着人类智慧的各种图书，绝大部分被禁锢在阴森森的库房，和樟脑作伴。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然而，几千年来我们积累的图书至少数十万种，统统都是坏书？这是多么荒唐以至野蛮的思维和举措！

还是那句话，书可以被禁，但人们的读书热情禁不住。饥饿的人会掘地三尺找食物，越缺书，人们就会越挖空心思找书看。这些书中，当然大多数都是市面上见不到的“封、资、修大毒草”。甚至，当时海关走私进来的不是什么名贵商品，而是古旧书籍。1973年底，广州海关向国家出版局反映，从港澳和国外邮寄进口的古旧书籍日益增多，其中四大名著，当年春节半个月内就有6909部！

书荒也直接催生了手抄本现象。既抄出版过的，也抄没出版过的，流传较广的手抄文学有300多部，最著名的如《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梅花党》以及几乎人人皆知的《少女之心》等。

当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被称作“黄皮书”“灰皮书”的内部书，出版社按名单通知购买，这个名单是经严格审查的（那么，究竟什么人才有资格读，而且读了之后不“变坏”？）。但实际上，这些“内部书”很难完全限定在“内部”，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流传出来。翻阅今天60岁左右的学者、作家的回忆文章可以发现，其中不少人都有偷读禁书和内部书的经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9年春天，书禁初开，《读书》创刊号的卷首文章提出“读书无禁区”的口号，引起思想界巨大反响。这个口号在当时备受关注，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喊出了两千多年来所有读书人的心声，是读书人对这个世界的庄严宣告！

禁书的故事穿越历史，双方的对峙和斗争经久不休。但历史早已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禁书者的努力，总是输给那些真正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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