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问：抗战这段历史早已尘埃落定，为何我们仍要一次次回望？因为，历史从不是冰冷的事实堆砌，它关乎一个民族的记忆，也映照一个时代的思考。
一、卢沟桥的那一枪，到底是谁开的？
根据日方资料，清水节郎的笔记提到，事件发生在晚上10点40分左右。日军在宛平城外演习时，声称从龙王庙方向遭到枪击，随后开始收拢部队，而此时又从宛平城方向射来十几发子弹。清水作为中队长，立即向上级汇报，最终层层上报至联队长牟田口廉也，遂同意出兵，从而引发了后续的交涉。值得一提的是，牟田口廉也后来升至第十五军司令，在太平洋战争失利后逃回日本，虽受审却未获重刑，活到了66岁。
清水节郎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记录可视为日方一手的重现。而中方也有材料，比如当时驻守宛平城的营长金振中，他在回忆录中提到，日军借口士兵失踪要求入城搜查，但中方认为这是偷袭的借口，坚决拒绝。同时，时任北平市长的秦德纯在给国民政府的电报中，引用团长吉星文的报告，称深夜日军要求入城极易引发误会，且官兵正在睡眠，枪声并非中方所发。
由于双方说法不一，在东京审判时，特务头子田中隆吉作证称，七七事变是茂川秀和策划的。茂川当时负责与共产党学生联络，田中直接问他：“这件事是不是你干的？”茂川点头承认。不过这份证词未被法庭采纳，反而被日本右翼学者引用，声称是共产党或刘少奇背后指使，甚至在他们的论文中不断出现这种论调。
除此之外，日方右翼还散布其他猜测，如冯玉祥或蓝衣社背后操纵，甚至牵扯共产国际。但事实上，在7月8日炮击宛平后，中方于9日发起反攻，重新夺回回龙庙。因日军援军未到，双方进入对峙并在北平展开停战谈判，11日达成停火。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七七事变前的一两年，类似摩擦在华北地区其实非常频繁。所以当时多数人以为这次事件也会像从前一样逐渐平息。没想到，日本大本营却在11日签订停战协定时，决定扩大对华作战规模，最终在18、19日发动全面进攻，导致全面抗战爆发。
如果我们只聚焦于“谁开了卢沟桥第一枪”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反而容易忽略更关键的背景：日军为何能驻军在丰台、通州这样的要地？为什么2013年我们的军舰经宫古海峡时，日本师团长乘机侦查却失事，日方连忙澄清“与中国无关”，而1937年他们却可随意要求进宛平搜人？这背后值得深思。
二、平型关战斗究竟歼灭了多少日军？
平型关战斗，是“战斗”而不是“战役”，因为这场作战规模有限。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击溃宋哲元部，其后兵分多路：第二军沿津浦路南下攻山东，第一军则向石家庄、保定推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从张家口攻大同。在此形势下，日军第五师团（广岛师团）孤军深入，企图经平型关直取太原，抢占头功。
中方集结了阎锡山部、八路军及卫立煌的中央军，共约十万人，围歼该师团。按编制，第五师团应有二万八千人，以十万人围攻，原本形势乐观。但受装备、训练等因素限制，最终并未达成围歼目标。而平型关战斗，则是其中一场广为人知的伏击战。
9月24日夜，八路军115师三个团潜入平型关峡谷设伏。25日，日军一支车队进入伏击圈，战斗自上午打响，我军猛烈进攻，分割歼灭敌人，并控制峡谷至26日。但因原定正面战场部队未出击，未能实现全歼，林彪部随后撤离。
关于歼敌人数，说法不一。《申报》在1937年9月27日报道称歼敌万余，但显然与事实不符。林彪在作战电报中报告，歼敌四五百人，缴获汽车六十余辆等。而八路军1945年的统计则称歼敌三千多人，毁车百余辆。但据日军资料，参战部队主要是辎重队和汽车队，总计约四百余人。即便加上其他后勤单位，也不超过六百人。这与“歼敌三千”的说法差距很大。
近年战史学者考证，日军参战部队主要为第二十一联队辎重队和第六兵站汽车队，合计约四百余人。八路军以近万人设伏，对阵仅百余有战斗经验的日军士兵，却付出六百多人伤亡，敌我损失对比悬殊。而日方史料还提到，可能另有前线部队的行李官兵一百四十六人参战，但总人数仍远低于三千。
三、黄崖底战斗中日军的真实损失是多少？
黄崖底战斗，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它发生在太原会战后期，娘子关、雁门关相继失守，中国军队重新布防太原之际。八路军129师在昔阳地区多次以游击战主动出击，牵制日军，为后方争取时间。黄崖底战斗就是其中一例。
这一战，因为双方都未完全控制战场，战果统计比较困难。陈赓率领386旅两个团满编参战，依据他的日记，部队于早上六点进入伏击位置，十一时日军抵达。我军占据高地猛烈开火，宣称毙伤敌三百多人、骡马四百多匹。下午四时半，因日军一部攻占北山威胁指挥部，陈赓率部撤离，我军伤亡三十余人。
日军方面，这支部队是“昔阳支队”，由第三十一旅团部分单位加炮兵大队组成，任务为夺取昔阳，掩护第二十师团侧翼。这支队约有七千人，而陈赓部约五千人。日军报告称与约三千中国军队交战，并将其“击破”，进占昔阳。但值得注意的是，支队占领昔阳后并未迅速推进，反而申请停留两三天“充实给养”。如果真如日方所说仅伤亡七十五人，为何需要停留这么久？这是否暗示实际伤亡更重？
以上三个问题，都试图回到历史现场，追问“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其实是在探讨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实、什么是史观。
北大戴永华教授曾说过：“历史不是真实，不是真理，也从来不是客观的记录。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我们无非是要借历史寻找今天文化的源头，理解中国文化的延续。”他强调，历史总是被用来证明胜利的必然与失败的必然。
历史确由胜利者书写。例如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对太子李建成的描述难免偏颇；《明史》作为正史，也可能受清朝统治者影响，如明武宗朱厚照被污名化，其军事成就却被淡化。其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讨论抗战“中流砥柱”，其实也是在讨论当下执政的合法性；回望艰苦抗战，也是在重申“不忘初心、继往开来”。
但历史真的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我们仍应尽力追寻事实。比如清水节郎笔记中提到“连发数十弹”，但该型武器并非中国军队持有，反而符合日械特征；平型关战斗中，我方指挥员如李天佑、杨得志均回忆日军为一路纵队，而非日方所说的两路。若把日军汽车队的任务考虑在内——向前线运兵、向后送伤员——那么实际兵力可能远多于日方声称的纯后勤人数，这或许能解释战斗为何如此激烈。同样，在黄崖底战斗中，日军支队申请停留补充，也暗示损失可能比报告更高。
那么“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的回答是：中国共产党。这不是一个凭空的观点，而是有诸多史实支撑的。
第一，按照各个日军的编制，敌后战场到底有日军多少人？正面战场到底有日军多少人？差不多是5对5或者4对5，但是不要忘了敌后战场共产党还要面对100多万的伪军。从牵制敌军的力度看，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抗击了约50%的日军和绝大部分伪军，压力远超正面战场。
第二，从牺牲来说，国民党军追授的将军名单中多数为追晋的团旅级干部，比如说谢晋元，他是一个团长，因为表现卓越，最后因为被叛徒刺死，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少将。而八路军方面牺牲的旅级指挥员就有114人，抗战中共产党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第十军分区、第七军分区、第六军分区的司令员，全部牺牲，所有这些人全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追授。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在编制内，国民政府承认的编制只有4万人，超出来的全部不认。所以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牺牲的将军有206人，八路军这边只有一个人，就是左权。不是八路军游而不击，只是因为左权是在编制内的。
第三，民心向背。陈嘉庚在重庆的时候，他觉得国民党的接待仪式铺张浪费，朱门酒肉臭。到了延安以后，当时革命圣地的氛围让他认为，原本以为中国强大还需50年，但延安让他看到了希望。
第四，抗战意志。八路军极少投敌，高级将领中仅有个别叛变；整个抗战期间投降日本人的一个是晋鲁边区的司令员，一个是冀中十三团的副团长。正面战场上投降的国民党军的少将、中将有多少个？1940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那时苏援已经断了，美援还没到，因为一定要等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才会有美援。即便在最困难的1940年，延安也从未动摇，蒋介石却曾动议和谈，派了人去香港找日本人谈判。
通过这些事实，我们才能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今天互联网上越来越多观点撕裂，正因为彼此的历史观已相差甚远。这种史观的塑造，不仅我们在做，美国、日本也在做。例如近期美国驻华使馆发微博称“美日联手终止二战”，字面没错，却刻意模糊历史真相。照此发展，将来会不会说奥斯维辛是美军解放的？偷袭珍珠港是中国干的？我认为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史实是基础，史观是建筑。没有事实的历史是空洞的，没有解读的事实是无力的。真正的中流砥柱，不是自封的，而是由战略贡献、民心所向和牺牲精神共同铸就的。尤其是在今天，信息碎片化、观点极端化，我们更需冷静审视历史、理性看待争议。
因为历史若不倾听细节，就会变成口号；记忆如果失去真实，就会走向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