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土地上生活着诸多民族，在这些民族中，以华夏族的的文明为进化最快，直到出现了秦汉帝国。但是在此期间，少数民族也在不断发展着，东汉时少数民族已不断内徙，魏晋以来，“杂虏”入塞者“前后千余辈”。
五胡乱华，洛阳倾覆，司马氏偏安江左，皇权衰落、政治动荡使政权进一步封闭化，出现了门阀政治。
而在北方，随着少数民族的侵入，其直面农耕区旧有的政治文化遗产，中国北方成了不同政治传统的交糅碰撞之地，出现了胡汉杂糅、胡汉分治等制度“变态”，在北方形成了“异族皇权—部落贵族—国人武装”体制。
少数民族的进入带来了“胡化”因素，同时他们也在积极学习汉制，又出现了“汉化”潮流。在北方，通过胡汉的交替，渐渐衍生了强大的皇权，在军功贵族的支持下，带动了集权官僚政治的复兴，北方就此成为时代的历史出口。
一 胡汉之有别
十六国以来的少数民族政权的部落传统，为中华大地带来了新的政治因素，与华夏旧制彼此间相互激荡。
较早入中原建国的政权，其族群已熟悉汉制，在建立政权后，对华夏皇帝的集中专制，部落首领们常常一见倾心，至少出于管理汉族士民的需要，官僚行政组织必不可少。因此，胡汉分治及胡汉杂糅成了十六国政权的突出特点。
刘渊称帝，既设大单于台 又有三公府、尚书省，制度上的胡汉兼用已是非常明显的了。
大单于对少数民族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在十六国被广泛采用，以号令胡人，约有十余政权使用过大单于之号，或由皇帝自任，或由皇子兼任。十六国时，大单于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有着较强的民族气息，而不设大单于的，则是汉化较深的政权。
胡汉杂糅并非部落名号与魏晋官名的简单拼合，其间还滋生了不少非胡非汉的官名，比如后赵的“门臣祭酒”、“门生主书”等。十六国与汉晋的官名往往名同实异，甚至面目全非。
二 皇权强势
魏晋南北朝，北朝开国初便拥有强大军事实力，其专制权威远非东晋所能媲美，后赵太子游猎使“文武皆跪立”，与东晋元帝“拽其袖使并坐”相比，由此可见一斑。
北朝统治者对其国民来说，乃是异族统治者，因为他们首先代表的都是其民族部落的利益。
在民族冲突的漩涡中，同族成员无论尊卑，只能报团求存，而北朝统治者代表了其民族的利益，所以其同族便依附于其麾下，是为国人武装。
对于北朝来说，其最大的权势这是军功贵族，对于北朝皇帝来说，其最大的支持者亦是军功贵族。
在北朝，虽然政权大量吸收汉族士人，承认北方士族的门第特权，虽然北方士人还以门第自诩，但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他们是被征服者，他们无可反抗北朝政权。异族皇权的强大压力，迫使北方士族高度“官僚化”，他们勤于政务，为北朝的政教建设做出来巨大的贡献。
三 艰难的汉化
北方少数族人主给中国北方带来了“胡化”局面，从族群结构上说是如此,从文化和制度而言也是如此。不过在建立政权后，尤其在吸收了汉族士大夫之后，异族政权又在努力学习汉制和汉文化，自身又在“汉化”。
很多看法将五胡乱华十六国入主中原与欧洲史上蛮族南下灭亡罗马帝国相提并论，以此为依据说明魏晋南北朝即欧洲之中世纪，其实不然。
欧洲中世纪是一个完全停滞了的时代，抛弃了罗马帝国的全部，但魏晋南北朝，他仍然是一个连续的时代，虽则十六国官制与南朝门阀政治发生了变态扭曲，但其基本架构仍是以汉晋制度为本。
十六国时期，文化传承亦未尝断绝，南朝有世家家学传承，北朝则有政府兴办。尽管十六国狼烟四起、烽火连编，但统治者井未遗略文教，“虽旦夕小朝，兵戈云扰，而文教之盛,转胜江东，岂非盗亦有道者欤?!”“盗亦有道”的说法，自属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文教之盛，转胜江东”绝非空口无凭。
汉化的过程中，十六国的力量大为提升，但在此过程中没能跟上脚步的胡人，未免会在政治上前途黯然，难免反对汉化。更由于汉化动摇了“异族皇帝—国人武装—军功贵族”的体制，发生结构性调整，故而其必然要造就北朝社会的动荡，出现不可避免的胡化倾向，但其终究不可改变此期的汉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