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会谈
一个是求贤若渴的秦孝公，一个是踌躇满志的公孙鞅，你所需乃我所有，似乎一切看起来那么美好。然而，入秦后的故事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顺遂。
卫鞅见秦孝公的途径颇为奇特：他求助于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攻击卫鞅的人也多次拿这个为借口说明他蝇营狗苟不走正途。“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像卫鞅如何见孝公这样的事本可书之处，史官着意提了卫鞅的非正常觐见之途，怕也是他自身的一种态度：有些不耻。那么问题就来了，秦孝公向天下发布强秦招标书《求贤令》，卫鞅不远千里入秦投标，为何不走正规途径见秦王，还需要通过景监呢？
如果说秦国没有诚意，《求贤令》只是千金市骨的噱头，后续根本就没制定有效的跟进措施来方便贤士觐见，显然不符合逻辑。自秦献公时代秦国就蓄力改革，虽说积重难返，逆境而立的秦孝公断然不至于如此昏昧。如果秦国有诚意，在秦国觐见渠道畅通的情况下卫鞅还要通过景监见秦孝公，只能说明三点：一，卫鞅魏相中庶子的身份让他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觐见秦王；二，卫鞅不确定秦王的真实想法，想要有更多的非正式接触，官方觐见机会只有一次，如果秦王不感兴趣就没有下次了，于是他通过私人关系（景监）见秦王；三，卫鞅在魏国的经历让秦国很有敌意。第三点首先排除，战国时代布衣谋国是寻常之事，除非有人恶意构陷否则一般不会因为母国身份而遭拒绝，如吴起由魏入楚、孙膑入齐等。卫鞅的个人身份显然不会是阻碍他见秦王的关键因素，那么他通过景监见秦王的目的大概不外乎身份卑贱不受重视和想试探试探秦王的意思。
这件事很耐人寻味。读史最大的乐趣其实不是史书上说了什么，而是史书没有说的那些东西。当下社会急功近利、躁动不安的情况其实和战国很相似，人们无不渴望成功，渴望一夜暴富、一日成名，认为只要怎样就会怎样。名人传记和媒体解读也可以强化成功的模式，忽略了个人的努力和机遇的巧合。大家说起来，商鞅变法似乎是件很简单的事，卫鞅带着先进的思想理念到了疲弱的秦国帮助它强大富强。然而在当事人看起来事情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不仅是卫鞅，苏秦第一次出山去秦国就先吃了闭门羹，即便是巧舌如簧的张仪，入秦也并非一帆风顺。更不要说后面的范睢、李斯、韩非等人了。
见到秦王就春风得意了吗？非也。《史记》记载了卫鞅三见秦王的故事，这个颇有戏剧性的场景虽然为一些史学家质疑为战国纵横家虚构（如杨宽、马非百等都未采录），可是如果推敲一下应该并非空穴来风。秦孝公虽然渴望贤才，但谁是他中意的贤才？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的商鞅是法家巨擘、强秦功臣，可是初入秦的中庶子卫鞅是贤才么？只怕当时的卫鞅自己也心里打鼓。所幸的是卫鞅见秦孝公难归难，终于还是见着了。卫鞅的表现非常出色，无论是从谈判角度看，还是从人际交往的层次分析都值得细细品味：见到秦孝公后，卫鞅首先向秦孝公陈述的治国理念是“帝道”。什么是帝道呢？师承黄老，讲究无为而治，仿效上古先贤尧舜般宽刑缓政，政府和百姓各不相犯。这么久远的故事和虚无的理念自然不讨秦孝公的喜欢，听得他瞌睡连连，回头把景监一通埋怨：“你就给我找个这人？”景监也埋怨卫鞅：“你这不是黑我吗？大王最烦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了，帝道要是管用，天下还能这样吗？”商鞅并不失望，好言好语（估计还得花钱）请景监再帮忙预约秦孝公。景监捏着鼻子又给孝公说好话，可能是来秦国的人比较少，孝公同意再见卫鞅一次。这次卫鞅拿出“王道”做说辞。王道是儒家学说，彼时孔门已是显学，孝公并不陌生可还是不感兴趣：都什么年代了还仁政礼治？周天子是怎么完蛋的？宋襄公是怎么挂掉的？我秦国都快亡国了，你让我去讲廉耻正仪容？这回他当面把景监给臭骂了一顿：“就这么个饭桶？！”大家可以想象景监会把卫鞅责备成什么样子。卫鞅不但不灰心，反而更自信了，让景监再约一次秦孝公，承诺这次一定可以成功。换一般人这时候肯定不会再搭理卫鞅了，“你都坑我两回了！”换一般人这时候也没法再预约秦孝公了，秦孝公肯定怀疑景监：“你究竟和这个卫鞅什么关系啊？”卫鞅找的景监显然不是一般人，秦孝公第三次见了卫鞅。回想此前卫鞅对魏惠王的评价，其心思缜密、犀利判断令人叹服。这一次卫鞅拿出了：“霸道”，提出内变法强兵，外与诸侯争雄，不仅要一雪前耻还要恢复秦穆公霸业。秦孝公这回高兴了：对嘛，这才是我想要的，没想到你还真有！后面的故事就是大家熟知的桥段了：相谈甚欢，通宵达旦，数日不倦。秦孝公被卫鞅的说辞打动，下决心按照他说的办。
秦国的变法即将开启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