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行易
（这是作者30年前的旧作，发在一个很一般的学报上，自己都已遗忘，偶然翻出，录在这里存档。）
屈赋，是中国诗歌史上一座风光旖旎的艺术殿堂。两干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在这座殿堂中流连忘返，荡魄消魂。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深深感动了人们，使之激动不已呢?以往的论者从多方面进行过探讨。然而，笔者认为，要真正解开这个疑团，还必须从中华民族心理素质入手。“审美意识带有的巨大心理能量，导致审美主体欲望的最大满足和最大精神快乐”⑴ ，只有通过剖析我们民族心理的某些特质，才能准确地把握屈赋，理解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深远影响。
纵观人类心灵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华民族心理素质有两个重要基因，即“怀土”与“恋君”。中国百姓“安土重迁，不可卒变”⑵，对故土、家乡有一种特别深沉的感情。在古代社会，有些老农居住在距县城仅数十里的地方，却终生未到过县城，不肯逾乡里一步。“不可一日无君”的臣民意识，在中国封建社会更是根深蒂固，对君王的忠诚、眷恋有时竟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必须指出，这两个基因并非通常所说的是封建伦理观念长期压抑的结果(虽然这种压抑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强化作用)。它们的历史悠久得多。它们与中国远古社会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宗法制血缘体系不无关系。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客观外界，它对人的复杂的心理气质和性格特点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⑶ 这种影响在远古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下尤为显著。中国古代文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西有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为屏障，东有浩瀚深邃的大海为阻隔，北边是广袤无垠的旷野荒原，南边是幽渺凄凉的密林峻岭。这种封闭式的地理环境，使中国的先人们产生一种四方险恶、唯本土是宁的观念，形成相应的封闭式心理结构。
古希腊、罗马人借地中海之力，将亚、欧、非三洲大片领土连缀在一起，构成一个发达的商业网络。便利的交通和富庶的商业经济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冥冥幻想和不安本土的探索精神。而中国人特定的地理环境则使之商业经济不发达，以农耕生活为主。关河阻隔，行旅艰难。于是只好依山为寨，傍水为村，在一个封闭式空间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⑷；繁衍后代，乐享天伦。这种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加固了中国人同土地的关系，培养了他们对养育厥生的故土的深厚感情。浓浓的怀土情绪，便是这种感情的自然流露。
恋君心态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血缘系统。氏族社会的解体在我国很不充分，氏族和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成为痴迷的恋君心态的“原始地层”(丹纳语)。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不是象西方那样“以奴隶制的国家代替由氏族血緣纽带维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⑸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血缘情感与实践理性融为一体。 对父辈的孝顺、恭敬及对远祖的追念、缅怀，反映在政治生活中，便是对祖先嫡传后裔——当代君主的忠诚与迷恋。
显然，把中国人的忠君观念归结为战国末期封建君主集权制度的产物是不确切的。中国人的忠君不完全是由于观念的束缚和理性的压抑，更多的是出于 血缘情感。这种血缘情感虽然后来被压入心理结构的最底层，但它作为一种潜意识而无时不在发生作用。因此，中国人为君主而献身并不感觉痛苦，相反，体味到一种莫以名状的愉悅和极大的精神满足。唯其如此，形成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恋君心态。
“怀土”与“恋君”作为中华民族心理素质的重要基因，对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有重大影响。可以说，它们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人的美学趣味和审美心理定势。这种情况在《诗经》时代已经略约可见了。《诗经》中的许多作品，都表现出“怀”与“恋”的主题。《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由思妇之口唱出征人对故土的刻骨铭心的怀念，至今能唤起人的脉脉乡愁;《豳风·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用回环往复的旋律反复陈诉压抑已久的乡思，更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被人们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爱国诗篇的《鄘风·载驰》，实际上是表现许穆夫人对王兄的痴迷的血缘情感；至于《王风·黍离》中流露出来的“黍离之悲”，那就更体现一种宗臣对故国、故王的思念和眷恋了。在中国人的审美活动中，一切能勾起“怀”与“恋”的画面、表象、意境，都能产生一种特别的美感，给人们心灵以慰藉和陶醉。这种特殊的审美心理，显然是受“怀土”“恋君” 等民族心理素质制约的。
不过，在《诗经》时代，这种审美心理定势还没有完全成型。中国无名氏诗人们还没来得及构筑起适合中华民族心理素质的完整诗歌模式，那种传统的心理素质则已受到强大的时代新潮流的冲击。
春秋战国之交，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一场大风暴。周王室大权旁落，士族地主纷纷向奴隶主世袭贵族夺权，人们已不满于靠血缘脐带维持的周王朝统治和割地分封体制，希望重建一个不同于传统格局的大一统新帝国。连年的兼并战争，便是中国人横向突破心理的畸形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代士人纷纷从宗法制血缘体系和井田枷锁的束缚中冲破出来，以一种开阔的胸襟重新俯视整个世界。《论语》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庄子》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儒、道两家即从不同侧面反映出那种纵横决荡的时代精神。“四海皆兄弟”，实际上意味着宗国观念和血缘情感的解体或淡化，追求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的和谐。绝大多数士人不把自己的人身依附于某一既定宗室、君主，而是周流海内，唯贤是辅，强调人格独立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果摈弃虚无主义的消极因素，庄子的“鸿鹄之志”实际上也曲折地表现了冲破乡井束缚，追求博大空间的新的宇宙意识。这些，都有力地震撼着中国无名氏诗人的传统审美心理结构。“怀”与“恋”的主题显然已经与新的时代潮流相乖离。于是，中国诗坛进入几百年的沉寂时期。心灵的吟哦被理性的呐喊所替代。诗的历史留下一段空白，思辩著作和哲理散文则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
正当中国无名氏诗人的传统审美经验发生断裂时，楚民族带着原始的野性在南方崛起。中国第一个伟大诗人一一屈原诞生了。他以诗人的灵性与才华，唱出一首首洋溢着故土观念和血缘情感的诗篇。它们直接继承了《诗经》时代“怀”与“恋”的传统，并将其提升到一新的高度，终于完成了“怀”与“恋”等原始范畴向诗歌范式升华的最后转变过程，构筑起适合于中国人审美旨趣的诗歌二元结构模式，即“怀土”、“恋君”模式。
二
无可置疑，屈赋的怀土情绪是相当浓厚的。如《离骚》：“陟升皇之赫戏兮，夫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蟾局顾而不行。”《哀郢》：“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桔颂》：“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这些诗句，有的借《诗经》的传统意象(如“马怀”)来寄托对故乡的眷顾，有的直抒灵魂痛苦来表达对故土的深情，有的则通过对自然物的审美来暗示对故土的忠诚，从不同的艺术角度把我们民族的怀土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然而，屈赋的怀土情绪还不只表现为这些。它更集中地反映在《招魂》一诗中。在《招魂》里，屈原把中国先民特定的封闭式心理与楚文化绚丽瑰奇的艺术风格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最适合表达怀土感情的审美境界。《招魂》：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烁石些。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
魂今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 归来兮，不可以久些。”
东南西北四方都是险象环生的世界，唯有楚地一隅才是“光风转意，汜崇兰兮”的温柔安乐之乡。这种封闭式的地理环境，与我们上面提到的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地理环境是完全同构的。我们知道，楚国地处南方，“僻在荆山” ⑹，它的北面是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楚人举目四顾，不可能得出这样的自然地理印象。显然，屈原在其中融入了中原人的地理观。它是中国先民所共有的封闭式心理结构的反映，是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艺术表现。这种以我国特定的地理环境为原型，以中国先民封闭式心理为基础，融合楚巫文化的神秘色彩和奇幻手法创造而成的诗歌意境，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怀土心理的审美需要，引起人们强烈的精神共鸣。乃至“魂兮归来，哀江南！”成为中国诗歌创作一个经久不衰的母题。
把屈赋中对楚国的眷顾之情看作怀土情绪，也许有很多人不会同意，因为这素来被人们誉为爱国思想。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屈原不离开楚国的问题，一定要把它放在历史上中国(“天下”)范围内，结合当时批判怀土、主张人才流动的时代潮流来考察。这样，其怀土的性质就很明显了。对此，我在《论孔丘屈原爱国思想之异同》一文已有所论述，这里姑不多论。( 见《江汉论坛》1987年第6期)
恋君心态在屈赋中表露得更清楚。王夫之：“屈原既悠然以安死，抑恋君而不忘。" ⑺它和怀土情绪一起构成了屈赋的基本特色。恰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屈赋的恋君心态也是形成于血缘情感基础上的。而且，由于楚国当时还保留有不少氏族社会的遗存，这个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更加突出。刘献庭在《离骚经讲录·离骚总论》中指出：“若屈子者，干秋万世之下，以屈子为忠者无异辞矣；然而未尝有知其为孝者也。其《离骚》一经，开口曰：‘帝高阳之苗裔分，朕皇考日伯庸’，则屈子为楚国之宗臣矣，屈子既为楚国之宗臣，则国事即其家事，尽心于君，即是尽心于父。故忠孝本无二致……尽忠即所以尽孝，尽孝亦即所以尽忠。名则二，而实则一也。是故《离骚》一经，以忠孝为宗也。”这可以说把握到了屈原恋君的实质。因为屈原的恋君心态导源于血缘情感，它才表现得这样痴迷，这样强烈，这样不可解脫！
关于屈赋中的恋君心态，从《离骚》《九章》诸篇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不待赘言。我们这里只拣取《九歌》做些简单分析。《九歌》是否意寓有君臣之义?历来回答不一。朱熹云：“此类(指《九歌》)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爱，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见其恳切之意。”⑻ 汪瑗云：“然其文意与君臣讽谏之说全不相关。旧注解者多致意楚王言之，支离甚矣。”⑼王夫之则云：“熟绎篇中之旨，但以颂其所祠之神，而婉娩缠绵，尽巫与主人之敬慕；举无叛弃本旨，阑及己冤。但其情贞者其言恻，其志菀者其音悲，则不期白其怀来，而依慕君父，怨悱合离之意致，自溢出而莫圉。” ⑽ 《九歌》是屈原在南楚民歌基础上创作的一组优美的祭歌，它并不专为抒发恋君思君之情而作，但文学作品经过作者心灵的独创，必然染上其主观感情色彩。在《九歌》里，我们的确是不难感受到屈原恋君思君之情的存在的。请看《云中君》：“灵皇皇兮既降， 猋远举兮云中。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这种方降即去，刚刚来临又倏忽飘逝的“失落感”，与《离骚》“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的政治慨叹不是很一致么?再看《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也和诗人政治上失宠、横遭流放的曲折情怀相通。在《湘君》里，诗人求君而不遂，舍君而不忍的苦恋心理表现得尤为细致、显豁：“望夫君兮未来， 吹参差兮谁思……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悱恻……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此外，从《山鬼》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此种情愫：望着“容容”云海、“冥冥”苍穹，神情恍惚，“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君思我兮然疑作。”那位美丽深情而所遇不偶的山鬼的苦恋情怀，在某种意义上， 不正是诗人“哀见君而不再得”⑾ 的苦恋情怀的一个象征吗？
当然，我们这里作对照分析， 并非要“剜方为圆”，“句栉字比以求合之”⑿。《九歌》既然不专为恋君思君而作，——“求合”是不可能的。它的恋君心态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落墨于有章有句之中，致情于无形无声之外” ⒀ 的扑溯迷离、闪烁不定的情绪。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这或许就是所谓“潜意识”的流动吧。王夫之说的“不期”而“意致”，“自溢出而莫圉”，正是潜意识活动的表现特征。
刘熙载《艺概·赋概》云：“《九歌》与《九章》不同， 《九歌》纯是性灵语，《九章》兼多学问语。”这里的所谓“性灵语”，当指从潜意识深层“自溢出”之语；所谓“学问语”，当指在意识支配下经过熟虑之语。屈赋，正是从这两个层面同时感动着中国人，才具有如此巨大艺术力量的。
三
上面提到，中国人的传统审美经验曾经发生过“断裂”，一代先秦士人从缠绵低回的怀土情绪和恋君心态中解脱出来，追求一种刚健勇为、奔突奋发的审美风格。显然，在其时，屈赋是很不合时宜的。但是，到了汉代，当中国人骚动的灵魂重归于静，“怀土”“恋君”等心理素质在小农经济和君主集权的催化下逐渐复苏并弥加强固后，屈赋的审美价值便全面地显示出来。自汉而下，无论如“幽燕老将”的曹操，抑或似“三河少年”的曹植；无论是笑傲王候的李白，还是胸怀社稷的杜甫，都概莫能从“怀土”“恋君”的心理框架中超脱出来，每每发出一声两声悱恻缠绵的浩叹，同千百年前的屈灵均遥相呼应，唱出一首首“怀”与“恋”的诗篇。
首先，汉代人率先从屈赋中发现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世界，他们如痴似醉地讴歌着、阐述着，从屈赋里汲取创作热情。一方面，他们继承了“赋”这种文体，创作了彪炳千古的汉赋。汉赋铺张扬厉的风格不用说与屈赋极为相近，在内容上，也是多有所同的。如对山川、宫苑宴饮、畋猎等的反复渲染，便与《招魂》的“内崇楚国之美”⒁ 如出一辙。这也是怀土的一种表现。怀土往往表现为对所在封闭结构的盲目夸耀、自满。 对于汉赋内容上的承继关系，刘熙载早有所言：“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 《长门赋》出于《山鬼》、王仲宣《琴楼赋》出于《哀郢》……而屈子深远矣。”⒂ 这是很有见地的。另一方面，从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里，也可以看到汉代人在审美旨趣上与屈赋的沟通。如：“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果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首诗无论是辞藻和意境，皆直取自屈赋。 可以说， 屈赋最基本的内容都浓缩在这短短的八句诗中了，诗人在屈原创造的诗歌二元框架里，填补进自己的人生经验，悲哀婉转，曲折低回，歌咏的正是我们民族的特定情思。如果说，屈赋还可以被人解释为“爱国”之作的话，那么这首诗便无论如何不能那样解释了。它体现的正是屈赋最深层的审美结构“怀”与“恋”。这便是汉代人对屈赋审美旨趣的准确把握。正因为《古诗十九首》在精神实质上与屈赋同，所以后来有人产生疑问：“《 古诗十九首》乃五古之源，按其音节风神，似与楚《骚》同时……苏李河梁，亦时有《十九首》风味，岂汉人之诗，其妙皆如此耶？”对此，王士祯解释道:“《风》《雅》后有《楚词》，《楚词 》后有《十九首》，风会变迁，非缘人力，然其源流则一而已矣。”⒃ 这就是说，《诗经》《楚辞》《十九首》，虽然屡经流变，但它们受着一个共同的东西——“ 源流”的制约，总会表现出鲜明的共性。这个“源流”，当然就是萌发于远古社会的我们民族的“怀”与“恋” 的心理素质了。汉代是这种心理素质大“光复”的时代，自然“汉人之诗，其妙皆如此”了。王士祯的话无疑是有道理的。总之，汉代是小农经济和君主集权的鼎盛时期，也是屈赋大放光彩的时期，这其中的奥妙，是很耐人寻味的。
东汉以降，曹氏父子以建安风骨高标独具。他们一方面反映着民生疾苦，一方面高唱着理想抱负。其文辞刚健有力，慷慨激昂。然而细细剖析他们的主观抒情世界，亦时可见“怀土”“恋君”等基因在活跃。试看曹操的《苦寒行》：“北上太行山， 艰哉何巍巍……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此诗作于建安十一年(206)征高干途中，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一位大军统帅的威严，也看不到一个济世雄才的旷达。千军万马、剑戟交错之中，隐蔽着一颗孤独的怀土之心在悲叹。诗人思欲东归故乡谯县，心如汤沸；那遥远的《诗经》时代的乡愁，一阵阵触发他的诗怀……
曹植与魏文帝是同胞兄弟，这一点，跟屈原与楚王同姓相似；他的政治遭遇也颇同于屈原。因此，他的诗歌直得屈赋精髓，其恋君之情，每每溢于言外。如《七哀》：“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美女篇》:“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盛年处房中，中夜起长叹。”以“美女怀人”象征“弃臣恋君”，正是屈赋旨意！另外，他的《杂诗》六首，亦“似皆原本于《离骚》”，“不知其有意摹与欤?抑无心偶合欤?第一章‘高台多悲风’；即《思美人》。二章‘转蓬’，即《悲回风》。三章四章‘西北之织妇’，‘南国之佳人’， 即《经》所谓‘蹇修’，乃《 离骚》之正托。”⒄
到了唐代，“怀土”“恋君”等心理素质每每以“闺怨诗”“宫怨诗”的形式出现，自成一代绝调。诚然，这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生活有关。诗人们在这些诗中不一定寄寓了个人的情怀。但是，他们如此专注地描绘着那些诗篇，把它们写得那样缠绵委婉、美妙动人，这里面难道就没有“怀”与“恋”的传统审美心理在起作用吗?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其创作主流固然是奔放不羁、傲岸不屈的，但在其奔放的血液里，仍然不乏怀土的情愫；在其傲岸的个性中，依旧有着恋君的相思。他的一曲《静夜思》，将浓重的乡愁寄予皎洁的明月，曾催落多少游子思乡之泪！他的一首《玉阶怨》，把苦恋的情怀织入莫可奈何等待之中，亦引起多少幽人的彻夜不眠！让我们再看看他的其他一些怀土诗篇吧：“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春夜洛城闻笛》)“何年是归日?雨泪下孤舟。”(《秋浦歌》其二)“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莫不哀婉凄绝，悱侧悲凉。此外，他的名作《蜀道难》，虽然写得放荡雄奇，气势宏伟，但其基本间架仍然不出《招魂》，体现的还是一个“唯本土是宁”的封闭式结构。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同《招魂》的“魂兮归来，何远为些”，其题旨是一致的。所以，东方树在《昭昧詹言》卷十二《李太白》中指出：“《蜀道难》‘朝避猛虎’四句同屈子《招魂》收句主意。”让我们再看看他的其他一些恋君诗篇吧：“长相思，在长安.....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长相思》)“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远别离》)“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屈平谯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这些诗歌，无论题材、语言、表现手法，都与屈赋相同，其恋君之心的痴迷，亦不稍减于屈原。
杜甫的现实主义诗篇大都反映“安史之乱”中的民生疾苦，故而有“诗史”之称。在他的深层审美心理结构中，亦时有“怀土”“恋君” 的诗情萌动。在诗人眼里，月亮也是故乡的明：“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 ；他漂流西南之际，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君王：“老病孤舟日，君恩北望心”(《南征》)。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从他的代表作《秋兴八首》排列次序上，明显地反映了一个“怀土”“恋君”心理结构。我们知道，中国诗人对秋风格外敏感。在秋风的侵袭下最先兜上心头的感情，往往是诗人最深层、最基本的心理感情。杜甫最深层、最基本的心理感情是什么呢?就是“怀土”“恋君”。 《秋兴》其一，咏的便是怀土：“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其二咏的便是恋君：“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如果进一步探讨，我们会发现杜诗的怀土是直接以屈原创造的特定怀土意象——“枫” 起兴的：“玉露凋伤枫树林”。对此，钱谦益早有发现，他在《初学集》卷一百八《读杜小笺》中指出：“《招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此以枫树之凋伤起兴也。”这恰好说明中国诗人怀土心理的共生性和承继性，也说明了屈赋在表达类似感情时的范式作用。朱自清先生在《古诗十九首释》中认为，以“求女”比“思君”，从屈原创始。这样，“枫”与“美女”，便成为屈原创造的中国诗歌“怀土”“恋君”二元结构的两个典型具象。
嗣后，在大量的宋词、元曲中，我们民族的“怀土”“恋君”心理表现得也是很强烈的。而且艺术性更浓、情致更加委婉，更明显地体现为一种审美态势和艺术趣味了。这里不一一赘述。
以上，对我们民族心理的某些特质进行了分析，并由此而对屈赋的审美效应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屈赋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普遍而深远的影响，是有其深层的民族心理原因的。由于它触动了我们民族的“怀土”“恋君”心理，才具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才被历代诗人自觉不自觉地鼎力推崇，广泛传颂。人们过去受传统审美心理结构的局囿，故难以发现这个奥秘。如果跳出传统审美心理结构，从现代文明的高度对其进行反观和批判，这个奧秘则会清晰地显示来。
当然，从民族心理素质的角度研究屈赋，这里还只是一个尝试，笔者自知以上论述疏漏之处不少。本文仅于屈赋研究的传统思维模式之外提供一种新的思考，不妥之处，尚祈海内方家正之。
注释:
⑴ 杨春时：《审 美意识系统》，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⑵《三国志·魏书·袁涣传》。
⑶严钟奎：《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暨南学报》1985年第3期。
⑷皇甫谧：《帝王世纪·击壤歌》。
⑸冯天瑜：《宗法社会与伦理型文化》，《新华文摘》1987年第7期。
⑹ 《左传·昭公十二年》。
⑺王夫之 ：《楚辞通·悲回风》。
⑻朱熹：《楚辞集注》卷二《九歌》。
⑼汪瑗：《楚辞集释·九歌》。
⑽王夫之《楚辞通释·九歌》
⑾屈原：《哀郢》
⑿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徐论》 卷上。
⒀屈復：《楚辞新注》。
⒁王逸：《楚词章句·招魂》。
⒂ 刘熙载：《概艺·赋概》
⒃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外纪门一·答问类》。
⒄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