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荒之季，时年12岁的父亲从山东高密老家，一路讨饭闯荡到辽宁大连。在当时的“中东铁路公司造船工场”（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当徒工。听父亲讲，“日本统治下的中国人不如狗，吃豆饼、橡子面，干重活，吃大米是经济犯，要蹲大狱。”他那时跟日本师傅学焊接，每天要早早为师傅准备好工具和用品，瘦小身体连挪动电石罐子都十分吃力。稍有怠慢，轻则训斥，重则挨打受饿。1945年8月22日，大连“光复”。在欢庆解放的日子里，父亲却积劳成疾，先后患上传染性痢疾和肺结核病。他独自一人，在患难工友和乡亲的帮助下，万幸捡回了一条命，从此身体一直虚弱。打我记事时起，父亲总在吃药，家里总有一股药味。
父亲是受过旧中国苦难，尝过“亡国奴”滋味的人，他对新中国无比热爱。刚解放那几年，他工作积极，热情奔放，还是工会里的“小头头”。据他回忆，有一年苏联足球队来中国踢球，打遍不少城市，没有一家中国球队能破苏联队球门。最后一场在大连比赛，当时大连足球队是以造船厂队员为主。父亲是那场比赛“啦啦队”队长，在傲慢的苏联队员面前，大连队毫不畏缩，临终场时，一名队员底线大脚传中，门前队员快速跟进，一个“鱼跃”冲顶头球破门。苏联队全剃中国队“光头”的预言因此而破产。那一宿，父亲领着一群“球迷”通宵达旦庆贺一番。
然而，在我的印象里，父亲虽然性格直爽，做人实在，但总觉得他沉默多于言笑，孤独而不太合群。我上初中开始，常遇到填“表格”的事，其中有父母“政治面貌”一栏。我父母都是“群众”，每填到这里，我总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有一次，我忍不住问父亲：“你技术好，干活也认真，怎么不申请入党呢？”父亲凝视了我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后来，母亲曾对我说：“你爸在大连船厂时挺积极的，当过预备党员，但不知后来什么原因被取消了。1953年厂里调他去本钢技校当实习老师，他二话没说，扔下咱娘俩就跑到本溪这山沟沟里来了。”啊！我隐隐感到父亲有一个心结。直到我20岁从农村抽调回城，才从公社外调政审的人那里知道：父亲的档案里，除了不少“技术能手”、“先进教职员工”的表彰记录外，还有一份在大连造船厂时的处分决定。原因是父亲破坏中苏友好，在工人中散布“苏联老大哥不够意思，把咱厂的机器拆卸运回他们国”的言论，决定记大过，免去工会职务，撤销预备党员资格。我回城后问父亲：“这么多年的委屈，为什么不去找一找呢？”父亲想了想，喃喃地说道：“我那时年轻气盛，不知道祸从口出，虽然说的是大实话，但被小人上报了。现在我混得比他们强，已经八级工啦！只要教好学生，干好工作，对得起良心和每月一百多元工资就行了……”父亲就是这么一个苦楚放在心里，说话不会拐弯抹角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