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到1919(第32章):那几个人,参与鸦片战争的那几个人最后是什么结局 | 百科阅览

鸦片战争结束了,参与这场战争的那几个人的命运最终如何呢?

林则徐

1840年9月,林则徐就被革职了,虽然被革职了,但他的流放之路相当曲折,《南京条约》都签了,他还没走到伊利。 林则徐被革职后,先被安排在浙江镇海协助防务,跟着钦差大臣裕谦搞军务。 1841年5月,朝廷正式革去他的四品卿衔,下令“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走到一时半,黄河决口了。 8月,河南祥符(今开封)黄河大堤撕开一道三百多丈的口子,开封被淹,五府二十三县受灾。河南巡抚牛鉴、东河总督文冲束手无策,朝廷急得团团转。 突然有人想起来——林则徐会治水。 理由是他在江苏做过河道总督,修过堤坝,是官场上少有的技术型官僚。 于是,道光一纸谕令:“林则徐着免其遣戍,即发往东河效力赎罪。” 走在路上的林则徐只好掉头去了河南,在开封城头的油灯下,73岁的大学士王鼎和56岁的林则徐,两人同披一件旧氅,河工图铺满草席。 王鼎说:“治河是救人,更是救你。” 林则徐答:“治河是为民,亦是报国。” 干了半年多,1842年3月,决口终于堵上了。 王鼎大喜过望,在奏折中极力保举林则徐,说他“昼夜在工,实心实力”,请求免于流放。 道光看了奏折,批示只有冷冰冰的几个字:“林则徐仍发往伊犁。” 王鼎跪在地上接了圣旨,老泪纵横。 他回到北京,当着道光的面为林则徐据理力争,甚至痛哭流涕,但道光不松口。 4月30日夜晚,王鼎在府邸书房中写下遗疏,痛斥投降派,为林则徐鸣冤,然后自缢殉国。 消息传到西域,林则徐朝着东方长跪不起,写下那句:“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漠风。” 6月28日,道光正式下令:林则徐“仍遵前旨,即行起解,发往伊犁”。 可见道光对林则徐恨之入骨,当初支持林则徐禁烟的是他,最后甩锅的也是他,而此时距离签订《南京条约》仅剩2个月。 7月6日,林则徐从西安登程,走了整整四个月,12月10日才抵达伊犁惠远城。 伊犁,今天的新疆伊宁,当时是真正的边陲之地。 林则徐到这苦寒之地也没有消沉,他发现伊犁河谷水源充沛、土地肥沃,只是缺水利设施。于是他向伊犁将军布彦泰建议兴修水利,布彦泰对他很尊重,给了极大支持。 林则徐主持修建了一系列引水渠,把天山雪水引入河谷,灌溉了上万顷良田。当地百姓把这些水渠叫做"林公渠"。 他自己给朋友写信,只说了一句:“在戍无事,稍尽微劳。” 一个被流放到万里之外、年过花甲的老人,每天扛着锄头跟农民一起挖渠引水,在信里写“闲着也是闲着,就干了点活”,这老头算是活通透了。 1845年,道光重新起用他,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 1847年正月,林则徐任陕西巡抚,他给江西抚州知府文海的回信中写道:“至于变通之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阿芙蓉,指鸦片),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如绍兴之美醍、湖广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尊意曲折详尽,洵为仁人君子之用心,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 这封信表达了三层含义: 一、种罂粟,我不反对; 二、我恨的是洋烟,不是土烟; 三、我担心土烟打不过洋烟。 他对禁烟态度发生了转变,鸦片战争前,鸦片是毒品,要禁;鸦片战争后,鸦片是商品,要争。 他的想法从“禁绝鸦片”转向了“阻止白银外流”,他的逻辑从“道德批判”转向了“经济务实”。 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大清帝国的腐朽没落,连道德底线都守不住了。 1849年,他因病辞官回乡。11月,船到长沙,他派人去湘阴柳家冲请了一个三十七岁的举人,这个人叫左宗棠。 左宗棠仰慕林则徐已久,激动得登船时一脚踏空,掉进了水里。林则徐把他救起来,笑着说:“落汤鸡了,还做什么行礼,快去更衣。” 两人在船上彻夜长谈。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搜集的地图、资料全部交给左宗棠,对他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二十多年后,左宗棠收复新疆,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地图。 1850年11月,广西拜上帝会起义爆发,此时的皇帝已经换成咸丰了。 咸丰任命六十六岁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督师。他带着病体从福建老家出发,走到广东普宁时,病情加重,腹泻不止,最终病逝于途中的行馆。 据说他临终前用手指了指天,没有留下一句话。 清廷追赠太子太傅,谥号"文忠"。 整个清朝得此谥号的屈指可数,林则徐是第一个。

琦善

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角色,被后世钉在“卖国贼”的耻辱柱上。但他的结局,远没有那么简单。 1841年《穿鼻草约》事发后,琦善被革职锁拿,抄家问斩。 抄家抄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七千余两,元宝一千四百多个,散碎银锭四万六千九百多两,地亩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铺面房租每月九百多吊,他算得上是一个贪官。 刑部会审,定的罪名是“斩监候”——杀头,缓期执行。 他在大牢里天天提心吊胆,不知道哪天就要人头落地。 但道光最终没杀他。一方面,琦善祖上有功,父亲是乾隆朝名将成德;另一方面,道光心里清楚,琦善私下应允割让香港,虽然越权,但本质上是在执行“安抚英夷”的旨意,只不过执行得太过火了,把琦善杀了,等于承认自己用人失察。 于是,死刑改为流放,发军台效力,后来改发吉林。曾经的两广总督,就这样在冰天雪地里扛了几年锄头。 但琦善毕竟是满洲勋贵,朝中有人说话。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朝廷发现“原来和议是对的”,琦善之前的举动“不被认为有问题”。 过了几年,道光又把他捞回来,先后担任驻藏大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 这就是皇亲国戚的“复活甲”,普通人犯了错,一辈子完了;琦善犯了错,蹲几年大牢,出来继续当总督。 1852年,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扬州。琦善被派去扬州建立江北大营,负责围困太平军。 江北大营,兵力一万八千余人,以八旗驻防兵为主,任务是围攻扬州、阻止太平军北伐。 他在江北大营一待就是两年,战绩乏善可陈。太平军出城劫营,他就退;太平军回城,他就进。就这么来来回回,始终没有攻下扬州。 1854年,扬州保卫战,曾立昌率太平军采用火攻,八旗悍将徐双来阵亡,江北大营一万多人奈何不了三千太平军。 1854年,琦善病死在江北大营,终年六十四岁。 琦善最终被钉在了“卖国贼”的标签上,史学界有人为他翻案,认为他在当时的军事形势下选择谈判并非完全无理,那么琦善到底算不算“卖国贼”呢? 我们就按道光当时给他的底线来看,可以赔钱,但不能割地。琦善虽然没有签,但实际上默许了义律占领香港岛的主张,只差通报给道光而已。他是一只狡猾的狐狸,自己不想担责任,而是把锅回甩给道光。道光虽然无能,但不买琦善的账。

奕山

奕山是鸦片战争中最荒唐的角色。 从北京到广州,路上走了57天,沿途招揽兵马1.7万人,搞了个夜袭,最后给英国人放了一晚上的烟花。 英国人打过来,三天就溃败了,交了六百万赎城费,还骗道光自己允许英国人乞和。 战后,奕山被调回北京,暂时靠边站。但家天下的制度让这些皇亲国戚始终可以作威作福,冷落几年之后,又被重新起用。 1851年,奕山被任命为伊犁将军,在任上,他做了一件贻害无穷的事。 1851年8月6日,他与沙俄代表科瓦列夫斯基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俄国获得领事裁判权和免税贸易权。 但这还没完,他还要继续祸害这个民族。 1855年,奕山调任黑龙江将军。 1858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兵侵入黑龙江,胁迫奕山谈判。 奕山秉承一贯的“妥协退让”之风,于1858年5月28日签订了《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 这是他在鸦片战争中“避免衅端”风格的延续,只不过这一次他卖掉的不是广州城,而是中国东北的国土。 1859年,奕山被革职,后来又被起用。 1878年,奕山在北京寿终正寝,这个祸害赔了款,割了地,最后活了88岁,还获得了一个谥号庄简。 这就是历史上最讽刺之处,一个把国家卖得最狠的人,反而活得最滋润。

道光

道光,这个爱新觉罗·旻宁,在位三十年,一个“补丁皇帝”,不好女色,勤俭节约,想当好皇帝的人,最后在位时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攒下来的钱都变成了赔款。 道光既不是一个好人,也不是一个好皇帝。 道光不是一个好皇帝,这一点有目共睹。 英军从广州北上,他作为一国之主,没有作好应战准备,即使林则徐一再告知,他却只想做个甩手掌柜,只想别人把事情都办好,功劳算在他的头上,没有半点担责的决心和勇气。 英国军舰开到天津大沽口时,他立刻就软蛋了。大沽口有炮台有驻军,依然挡不住他下跪的决心。 英军的优势在海上,到了陆地优势未必还在。凭借大沽口上的炮台和驻军,完全可以跟英军决战。英军打不起消耗战,海上补给线太长,而大清可以颁诏勤王,完全可以跟英军耗下去。 即使大沽口丢了,要进犯北京也不是易事。英国的军舰再强,它的炮弹也不可能打到北京。英国军队上岸之后,难道就不可以在沿途构筑防御工事?大清的火炮打不到英国的军舰,难道也打不到上了岸的英军? 英军不熟悉地形,沿途完全可以对其伏击。三元里人民抗英就证明了,英国侵略者不是打不败的神话,关键在于统治者有没有抗争到底的勇气和决心。 道光也不是一个好人。 英国军舰开到天津大沽口时,林则徐和邓廷桢还在前线拼命,道光立刻王怒,怒的不是英国人,而是怒他们两个混蛋惹出来的祸,要把这两个人交出去求和,这是一个好人所为吗? 派自己的侄儿奕山去广州,这家伙在广州打了三天就溃败,交了600万赎城费。结果下了一道谕旨,把责任推给了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理由竟然是“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履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练空费钱粮,全无实用,以致虎门之役不能抵挡。” 这简直是神逻辑,邓廷桢1840年1月就调离广东了,奕山的虎门之战是1841年2月打的,中间隔了一年多,奕山打输了怪邓廷桢?这是什么好人? 道光对自己的两个侄儿全是包容,对林则徐则是下死手,谕旨里称:“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经朕特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广东事件……乃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邓廷桢业经革职,林则徐著革去四品卿衔,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这锅怎么可以甩得这么轻松自如?不是朕用人失察,不是朕战略错误,是林则徐辜负了朕的信任。 打赢了,是朕领导有方;打输了,是你们这些奴才办事不力。朕永远是对的,错误永远是你们这些奴才的。这算什么好人? 林则徐和王鼎治好了黄河,林则徐依然不能将功折罪,还是要被发配伊利。哪怕王鼎为林则徐鸣冤,自缢殉国,依然阻止不了道光对林则徐的惩罚。这是一个好人所为吗? 道光被称为“补丁皇帝”,但这是他最虚伪之处。 道光想吃一碗片儿汤,内务府奏请:需要开设专门机构,报价75000两白银。道光嫌贵,不吃。 他的龙袍打补丁,内务府报价5两银子一个补丁,而大臣们请人打补丁,实际花费3钱(0.3两),差价去哪了?中间商内务府赚进了腰包。 道光二十三年,内务府《岁入岁出清单》显示:采买炭薪、绸缎、瓷器、果品等项,虚报浮冒银297.8万两,相当于国库全年收入的五分之一。 道光知道吗?他知道。为什么最终不了了之呢?因为内务府是皇室“自己人”,是满洲勋贵的利益共同体。他宁愿让老百姓吃糠咽菜,也不愿动内务府的奶酪。 这是好人吗?所以道光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好皇帝,他本质上是一个窝囊废。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不敢再提“禁烟”,也不敢再提“整顿海防”,就这么窝囊地活了八年。 1850年2月25日(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病逝于圆明园慎德堂,享年69岁。 他留下了一道遗诏,其中有两项安排让儿子咸丰左右为难:一是神牌不进太庙,二是神牌不入天坛。 帝王神牌进太庙、入天坛是满清祖制。咸丰如果遵从父命,就违背了祖制;如果遵祖制,就违背了父亲遗命。 遗诏中,道光还写了一段自夸的话,说自己“捐小忿,成大信”,“毒焰自消,民夷各安生理”,他把《南京条约》说成了“以和为贵”的功绩。 道光死的时候,太平天国还没有爆发。,他算是幸运的,他没有亲眼看到太平军打到天津,没有亲眼看到英法联军再次打进北京。但他把所有的灾难都留给了他的儿子——咸丰。 史学家现在暗藏一种受害者有罪论,认为鸦片战争清政府也有责任,你一开始满足英国人的要求,不就没后面的屈辱了吗? 这种无耻言论的背后,其实都藏着一颗媚外之心,如果当初清政府足够强,这些人就不是这副嘴脸了。 说到底,还是在于你强不强,决定了他们倒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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