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洋务的热衷还要从他率领淮军进驻上海的时候说起。装备残破的“叫花子军”刚一进上海，他就对西洋事物一见倾心。他丝毫没有中国传统士大夫保守的态度，而是一门心思扎进了对大清改革的路上。
对于晚清最重要的两名大臣，湘军攻陷南京那一刻便是一道分水岭，李鸿章作为一股新锐力量，跃上了历史舞台。李鸿章得以在洋务运动中大显身手，成为洋务运动的主将，得益于他长期就任职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拥有足够的权力。朝廷重视李鸿章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身上有一股新锐之气，另一方面是为了以淮军牵制湘军，避免湘军集团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而李鸿章本人，也可以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干家。
早在1864年6月太平天国尚未平定的时候，李鸿章便致函奕訢文祥等人，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的这封信被很多历史学者认为是他一生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在信中李鸿章态度非常鲜明地表示，中国必须要改革，需要向西方学习，不但要学习外国利器，还要培养人才改革科举，甚至要变革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封信在当时的朝野上下，可谓是破惊天，难以被很多士大夫接受。然而，作为实干家的李鸿章优点就在于不等待，不纠结。当我们细数当今在洋务运动中办的大事业，可以看到其中一大半的事务都是在李鸿章手中展开的，并且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无数个第一。中国的第一座工厂，第一批留学生，第一封电报，第一条铁路，第一支商船队，第一家大型煤矿，第一支近代海军等等等等。
李鸿章所筹办的洋务事务首先与军事有关，建立兵工厂购买铁甲舰，建立北洋水师和水师学堂等。这和早年李鸿章刚创建淮军在上海的收益有很大关系。此时大厅已经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蹂躏，所以洋务运动从军时入手相对容易，持异议者较少。
接下来，李鸿章便从实业和商务入手，在更广的社会层面上推动洋务运动。在晚清时期，李鸿章注重民生，追求民富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堪称“晚清中流砥柱”的人物，却不断遭到朝野上下的非议和诽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李鸿章是汉族大臣中最有权势的人，不断有人弹劾他。弹劾的理由也大多因为他热衷于洋务，与当时陈旧保守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当然这与慈禧玩了多年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政治平衡手段有关。自从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以来，李鸿章身居高位，并且手中握有装备精良的淮军，后来还掌控了北洋海军，对于朝廷来说，必须要有人对李鸿章实施牵制，这在帝制时期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在晚清社会，做一个实干家是非常难的，一要承担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包括身家性命；二要面对朝政的非议。对于李鸿章来说，那个时代的中国简直就像一辆陷入泥淖中的牛车，拉拽不动。在晚清那个时代，夸夸其谈者多，挺身实干者实在太少，牛车越拉越重。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也扼腕叹息的说道：
“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我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 无奈的李鸿章晚年曾这样自嘲道。这样看来，大清帝国的崩溃确实不是哪个人能拯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