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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鲁迅在《中华时报》上首发杂文《拿来主义》，以独特的笔法批判一些人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阐明了应批判继承和借鉴外来的文化。
时过境迁，八十多年后的今昔，“西化”现象再次上演，更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教育界已站在了风口浪尖，在这样的背景下，部编教材呼之欲出。
作为语文教师，对文本的解读何曾质疑过其教育意义和其中的不妥之处，当一些寓言故事成为思维断层的范文时，当几多德育教育小故事经不住学生的推敲时，当人物形象的塑造带有国别特征时，我们还一样用真善美的理念去教育学生，但教参的固定框架使师生共同被禁锢，教学活动忽视了学生的思维碰撞点，哪怕新课改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我们还是被表层的现象所陶醉。就像康德所说的：教育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艺术，教师们忙得不亦乐乎，缺少了静下心来“研究”的机会，专业的味道就淡了。
当一轮轮课改贴着不同的标签“塞进”教师的课堂时，其实用性和有效性没有验证就已铺天盖地全面推动，作为教师其实真的很辛苦，做自己的机会和踏踏实实做教育的时间仿佛总在做减法，初心还在，目标和方向却可望而不可及。
孙元涛老师的讲座，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局限于理论层面，还带给我们众多的思索，学生已经变了，教师的脚步还没有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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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拿来主义形成习惯时，也许就离自己越来越远了。重拾初心，砥砺前行，让双刃剑以新的姿态去迎接拿来主义的挑战。
路在远方，让我们用“牵着蜗牛去散步”的耐心把教育当成志业去坚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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