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就在中關村的書店裡見到了《園冶》。它所以吸引我，最初只是它的寫於崇禎年間的“冶敘”，那是明清易代之際的文人阮大鋮所作。
阮大鋮，在明末清初天崩地裂的時代巨變中，是一個極不光彩的人物。他先依東林黨，後阿附魏忠賢閹黨，供職於南明之後，又乞降於清，文人集團的黨爭排軋，亂臣賊子的變節附逆，他是主要的興風作浪者，是要將他的文才徹底埋沒葬送的。可是，他卻在《園冶敘》一吐胸懷：我少年時就有隱逸山林的志向，苦於走上仕途而身不由己（余少負向禽志，苦為小草所紲）。
雖然阮大鋮的文章實在是知音之言，只是他背負的惡名終究連累了《園冶》。入清之後，《園冶》被列為禁書，以至於從此在中國銷聲匿跡，所幸在江戶時代之後日本得以流傳。《園冶》對日本的園林傳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據研究，“造園”一詞最早即見於《園冶》，後來經日人援用成為正式的科學命名——“造園學”。
二十世紀初，造園學家、上海崇明人陳植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林學教授本多靜六處重新發現《園冶》，遂開始了《園冶》回歸的工作。1930年代，在中國營造學社的推動之下《園冶》才得以重刊。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陳植都致力於《園冶》的注釋工作。
因人廢言，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似乎情有可原。阮大鋮與《園冶》作者計成或許只是有限的交往，註定了此書的命運。
明崇禎本《園冶》題“松陵計成無否父著”，所謂松陵，就是今天的江蘇吳江。計成說他少年時就以繪畫知名，並且說他最愛關仝、荊浩的北派山水筆意，而將中國山水畫的傳統與造園的藝術視為一體，則是當時文人的審美情趣，在藝術的創造上，山水畫的創作與疊山理水的造園，其實並無二致。
中年之前，計成“遊燕楚，歷盡風塵”，所做無非幕僚門客之流，之後他卜居潤州，就是今天的江蘇鎮江。在鎮江，計成“偶為成壁”，被嘆為佳丘壑，聲名遂播聞於遠近，開始了他造園的生涯。之後，他營造了常州武進的“東第園”、儀征的“寤園”、揚州的“影園”等等。
東第園的主人是曾任江西布政使的吳玄，其致仕還鄉後購置了武進城東的“溫相故園”，占地十五畝。而吳玄要求計成只能在其中的五畝之中造園，並使之有“獨樂制”。按，北宋司馬光因反對新政遇貶，就在洛陽建造了“獨樂園”，其名取“獨善其身”意。計成的造園構想頗合這種心思“觀其基形最高，而窮其源最深，喬木參天，虯枝拂地......不第宜掇石而高，且宜搜土而下，令喬木參差山腰，蟠根嵌石，宛若畫意。依水而上，構亭臺錯落地面，篆壑飛廊，想出意外。”吳玄曾為園內的廳堂撰寫楹聯說：”世上幾盤棋，天玄地黃，看縱橫於局外；時下一杯酒，風清月白，落談笑於樽前。”
造園，在明清二代的文人傳統中，是移天縮地、遊目騁懷的風雅事，它寄託了古典文人群體的審美意趣和追求，同時又烙下了那個時代文人士大夫的現實遭遇和精神品格。一部《園冶》，盛名於晚明，遁跡於清，卻在隔海而望的日本流傳光大，終至於重返中國，在東亞地區數百年文化的流變中，實在是一件大大的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