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梁是明代后期的辽东总兵，其前后坐镇辽东的时间前后长达30年。在其第一次主镇辽东期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辄祭告郊庙”，有效地确保了辽东镇的边防稳固，“师出必捷，威振绝域”，“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但是，就是这么一位名声响亮的边帅，在历史上却留下了两个重大的黑点：第一、李成梁在第二次镇辽期间，与镇守太监高淮狼狈为奸，搞得联动军政败坏。第二、李成梁镇辽期间，扶持努尔哈赤，给了他坐大的本钱，随着其势力的壮大，遂公开建立后金，对抗明朝，东事从此成为了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尤其是第二点，真是自明末以来，无论是官方奏疏还是野史，可谓是“骂声不绝”，如熊廷弼就是典型例子，其在《答友人（查勘辽地）》里说：“仆生长南陬，不识夷情。第考按国初区画东胡、置卫三百有奇、分其部落以弱之、别其种娄页以间之、使之人自为雄，而不使之势统于一者，何也？夷狄合则强、分则弱、此祖宗立法深意也、昔建州诸夷、若王兀堂王杲阿台辈尝分矣。而合之则自奴酋始。使之合之。则自李宁远始。何则？正统间、海建勾北虏也、先为患、卒被夺其敕书、失贡市利，不能过活，乞哀守臣，复请补给，或十数道、三五道，各自入贡，势莫能相一也。自宁远为险山参将以至总兵，诱此间彼，诱彼间此，专以掩杀为事，诸部或绝或散，而是时奴酋之祖曰教场，父曰他失，他失者阿台壻也，其袭阿台也，宁远寔使诱之，已而城下，并杀其父祖，而奴酋请死，宁远顾思各家勑书无所属，悉以与奴酋，且请为龙虎将军以宠之，于是奴酋得以号召东方，尽收名家故地遗民，归于一统，而建州之势合矣。自建州之势合，而奴酋始强；自五百道之贡赏入，而奴酋始富。得以其力，远交近攻，兼并南关灰叭诸部，而海建乌龙江之势又合矣。自诸部之势合，而奴酋始敢与我争地要盟，宁远恐其报祖父雠，计亦不得不出于苟顺，以幸旦夕之无事，而付之无可奈何矣。当奴酋之请死也，覆巢之卵，可一指掐也，孰生其羽毛而长其爪距，纵其飞扬而成其跋扈？宁远不得而辞其过也。祖宗朝，方分之以树相疑之形，而宁远顾合之以成相一之势。相疑则用夷攻夷，而我收其利；相一则纵夷抗我，而我受其害，此封疆莫大之隐忧。亦宁远难了之前件。而人言顾若彼，所谓以告者过也。”本文就对第二点进行讨论。
李成梁对建州女真势力坐大确实负有责任，但其主要目的是明廷在女真地面一贯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之延续
据史书记载，万历二年（1574年），李成梁在讨伐建州右卫首领王杲时候，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出于愧疚，将年幼的努尔哈赤和速尔哈赤两兄弟留下抚养，并在以后作为亲信家丁随其作战，“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太祖亦尽死力”，在这期间，说两人没有建立起一点密切关系是不可能的。在李成梁和明廷的庇佑下，努尔哈赤确实获得了相对优质的资源，发展其势力。从史书上看，他对明廷和李成梁的支持挺满意，在攻打叶赫纳林孛罗时还炫耀了一下。《清太祖实录》记载：“昔我父被大明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送还尸首，坐受左都督敕书，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每年给银八百两，蟒段十五匹，汝父亦被大明所杀，其尸骸汝得收取否？”
当然，像李成梁这样有名的战将加官场老油条，扶持努尔哈赤可能有些愧疚的因素在内，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其目的就是“以夷制夷”。“以夷制夷”是明廷在女真地面推行的传统玩法，想方设法刻意造成女真各部不相统属、互相制衡、自相残杀的局面，而明廷做为平衡手以“扶弱抑强”，扶持代理人的手段来把控全局，确保最东边辽镇的安全。所谓“分其枝，诚欲离其势，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而李成梁扶持努尔哈赤的目的就是东（女真）、西（蒙古）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当时的内喀尔喀五部相当强悍，值得李成梁重视），在女真内部插个钉子，整个代理人，制衡海西女真、毛怜卫（瓦尔喀女真），好让其心无旁骛地对付蒙古势力。《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时建州主兄弟入中国，后海西南、北关更相仇杀，而速把亥、伯言把都等复跳梁于西，成梁势不能东西奔命，遂复建州以杀海西、毛怜之势。”
而在李成梁第一次镇辽期间，努尔哈赤在暗地里加紧扩张，意图统一建州女真诸部，所谓“收集旧部，生聚教训，阴有并吞诸部之志”。但是在表面上，仍然对明朝极尽恭顺，频繁朝贡，致力于打造“忠顺看边”的形象，至少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以前，明廷和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服务”是相当满意的，还真把他当作以前哈达部的王台。总而言之，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前，努尔哈赤披挂着“忠顺”的面纱，不停地扩张。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基本统一了建州女真，就在李成梁去职的万历十九年（1591年），其还吞并了长白山鸭绿江部。
所以，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崛起确实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就是在他和明廷的纵容和默许下，努尔哈赤完成了对建州女真的统一，顺便还有点添头。但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尽管完成了建州女真的统一，但是还并没有在女真内部取得压倒性优势，海西女真的势力还是压倒建州女真，“以夷制夷”的制衡政策还是管用的。而在战功赫赫的李成梁看来，即便是努尔哈赤各种不服造反了，以辽东镇的军事实力（毕竟这时辽东镇没经历过壬辰倭乱、高淮乱辽等事，实力很强）再联合一下其他女真部落，对付努尔哈赤完全是绰绰有余，顶多是第二个王杲罢了，根本翻不了天。
有的在上升，有的在下降，场面逐渐失控
急剧衰弱的辽东镇
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遭受弹劾去职。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才开启了第二次镇辽的生涯。就是在这10年间，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两件事让辽东镇元气大伤，这便是“壬辰倭乱”和“高淮乱辽”。所谓“辽本孤悬，一坏于朝鲜之应援，再坏于税珰高淮之蹂躏，辽人不复知有生趣”。
七年的壬辰倭乱自不必说，辽东镇首当其冲出兵、出民夫、出粮、出钱，其已经是民生凋敝。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又派税监高淮进入辽东征收“矿税”，就是这位宦官在辽东横征暴敛，搞得辽东民不聊生，其竟然克扣辽东当地财政和军饷做为矿税上缴给明神宗，各屯军户实在受不了，士兵群情激奋，以至于辽东发生了四次兵变。“今辽东之变，不数月间一见于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
据明廷兵部尚书李化龙奏，辽东大量的中小商户在高淮的压榨下或破产逃离，或陷入赤贫，“先辽阳城有四十七家，其家皆有数千之产，为淮搜索已尽，非死而徙，非徙而贫，无一家如故矣！”辽东军则“数年不得钱粮”，而普通百姓则“家户受灾，情见鱼骇鸟惊，相率投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