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二代农民工返乡购房，探讨就近城镇化的社会成因（中国特色城镇化）【以家庭为本位和以乡土网络为依归会如何影响农民工的返乡购房行为，形塑城乡关系与城镇化的形态】。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通过对话西方“拔根的城市化”，探讨农民工回流到缺乏产业基础的家乡的县城或市区定居生活的原因。以前的研究制度性（城乡二元和高房价，落户政策和经济能力的提高失去解释力）+家庭策略（农民的主体能动性：代际传承和向上流动，强调进程缺少返乡）——“社会生活”视角：西方语境下的“城市性”（个体本位）vs乡土性韧性（家庭纽带和乡土网络）。家乡的县城或市区：更好的 公共服务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距离原籍地的村庄较近，富有地方性，汇集了丰富的社会资源。
三、调查方法和田野情况：经济发展落后，缺乏发达的产业，村民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
华南地区的家庭文化特点：购房父辈的支持力度较小；华南华北共同点：在“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或经商的情况下，他们的父母在照看孙辈方面给予支持。
四、家庭本位与返乡购房（家庭之内的力量）
一种新的养老（事亲）方式：在家乡的县城或市区买房/在外购房的农民工依然会返回家乡
五、“乡土网络”与扎根县城或市区（家庭之外的力量）
乡土网络与社会性满足：结伴购房、被压缩的时空距离与覆盖县域和市域的地方社会网络（安全感）、难在务工城市发展出新的社会网络；讲“面子”与购房风（“心理－行动”取向）：讲“面子”配合着社会性满足需求加速了“二代农民工”返乡购房；县城与市区的比较（内部分化）：收入较高、社会关系发达、受 家庭因素影响较小、有事业发展需求的“二代农民工”更可能选择在家乡的市区购房。
六、“家庭－乡土”纽带与城乡联结
家庭纽带与城乡联结：城乡之间形成了新的家庭分工格局，农民工家庭成员并不同在一地，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因务工和购房而被割裂。在家庭纽带的联结下，农民工家庭成员承担着各自的分工，相互配合与支持，维持着整个家庭的平稳运转。
乡土网络与返乡驱动：只要家乡需要，他们就会返乡回村。亲属网络和宗亲网络通过亲缘纽带，时刻牵引着“二代农民工”。
七、结论与讨论
“返乡购房”不仅涉及制度性阻碍（不让买）和高房价（买不起）问题，也不仅是简单的实现家庭代际传承和阶层跃升的家庭策略，更是一套“社会生活”的整体筹划。
“二 代农民工”身上的社会文化属性：乡土性的生活方式（核心是以家庭为本位，以乡土网络为依归）。未斩断乡土之根，无论是在外务工（尚未购房）还是已返乡购房（把家安在家乡的县城或市区），“二代农民工”都没有脱离 原来的家庭和乡村社会，反而因家庭纽带和乡土网络的联结，在“村庄—县城或市区—务工城市”频 繁往返。
家庭价值的延续性和乡土伦理的韧性
农民工是家庭和社会中的“人”且拥有相应的社会性满足需求
返乡购房是受乡土性“社会生活”方式（以家庭为本位，以乡土网络为归依）的影响和主动平衡不同生活需求与期待的结果。
家庭策略视角既将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微观的家庭成员行为相联系，又能够审视家庭伦理、社会继替等传统文化观念对当前中国复杂而动态的社会转型的影响（麻国庆，2016）。
农民工作为能动的主体，会根据自己的处境、关系资源对“社会生活”进行建构，以获得社会性满足。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围绕家庭成员彼此间的责任和义务展开，也是在家庭关系（尤其是“祖－父－子”关系）中，中国人获得了对自身的理解和价值的确认（费孝通，2009）。
“乡－城”的迁移距离会极大地影响农民工在日常生活层面的亲属实践形态（Kipnis， 2016）
在熟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社会性满足和安全感，是人的本能需求。乡土网络是农民工最重要、最稳定可靠乃至别无其他的社会关系。他们从中可以获得持续的社会性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