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出生在河北承德。八岁之前生活在兴隆县洞庙河，一个因铁路运输而兴起的地方。

我爷爷是新中国最早的铁路工人，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运送物资的火车司机，往返于枪林弹雨的鸭绿江大桥，沟通着中国和朝鲜两地。

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故事就是火车遇到飞机轰炸，仅有的幸存者就是我爷爷，家中都以为无生还希望，他却带伤回到了家中，据说被炸出了胃出血。

爷爷的性情刚烈，思想守旧，但我们家历来注重仁义，道德素养方面又做的比较好。我奶奶和我父母，以及家里人都特别怕他，家里有封建社会留下的习俗。家里来客人，或者过年亲人聚会，孩子们经常是不能上桌的，会在厢房里单独准备一个炕桌，由我母亲带着在炕上吃饭，每样菜都单独预备一份，倒是也一样丰盛。

我奶奶据说是地主家庭出身，但是却不认识字。惊人的是她脑子非常好用，算账据说超级快。我小时候，她已经开始身体走下坡路，脑血栓后遗症，拄着拐杖，慢慢的跟在我后面。再后来病情加重，八岁之后我们搬去承德，她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和说话能力，完全由我父母和我一个至今未出嫁的老姑照顾，那时候她心里面什么都明白，却只能束缚在轮椅上，也不能和大家交流，心中应该是异常苦闷，但是仍然对我特别疼爱。

我爷爷在我小的时候，也已经被诊断为食道癌，只能喝粥喝牛奶，几乎不能吃任何固体食物，我父亲在那个交通落后的年代经常跑去太原或者西安之类的地方求药，似乎很有效果。但至今家中很多人都认为当时是误诊，因为他的生命最后十年，还可以上山种地，没有什么太大的身体问题。直到八十岁，接他来承德住以后，才因身体虚弱不堪去世。也有人说，是因为接来承德之后，不能出去种地，心情抑郁，身体才更糟糕。

爷爷去世那一年是2003年，在那之后不到一百天奶奶也去世了，虽然她言语上不能表达，理解能力可能也下滑的厉害，但是她应该是察觉到爷爷去世的事情，家里人忙忙碌碌的操办丧事她也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一天清晨，和奶奶同住的老姑发现她怎么也叫不醒，急忙送到医院，但终究无力回天，半月后，因脑淤血去世。

2003年是家中一个重大的转折，我父亲自那之后连续三年家中过年都不怎么筹备，几乎连续十年看春晚都会哭，对爷爷奶奶的感情之深，天地可鉴。活着的时候千里求药，去世之后仍然念念不忘，这份孝道恐怕是我这个曾经追求传统文化的人也远远不能比的。

我父亲是铁路部门的中层领导，工作勤勤恳恳，却也继承了我爷爷的脾气，生气的时候，谁惹不敢招惹他，但他几乎从不动手，最少一下也没舍得打过我，就连砸东西恐怕也挑便宜的下手，他还是能够控制自己的。他又同时对孩子特别热爱，喜欢和孩子们打打闹闹，开开玩笑，在其他大人眼里他有点没正形，无奈这一点遗传到了我身上，每天学校里的孩子也喜欢和我打打闹闹，和我交朋友，毫不忌讳我是校长。

我的母亲是个普通的人，和中国大部分传统母亲一样，在我小的时候她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也有些小毛病，一些话跟她说过，就会传到很多人的耳朵里，我也曾深受其害。这些年生活变化很大，她也开始真正享福一些了，但是我父亲的脾气大，又时常两个人争吵，给母亲气的没有办法，只能背后骂个不停。

目前我父母大部分时间比较平和，但是小吵不断。上学的时候为我学习的事情吵，长大以后为我房子和结婚的事情吵，很多时候吵架都是把我当核心交点。我的生活中听到吵架的几率会比很多家庭高太多了，大吵惊心动魄，让我瑟瑟发抖。小吵我也得躲清静，尽量不去参与，心理负荷太大了。但无奈很多时候还要批斗我，躲是躲不开，这对我的心理造成阴影比较大。

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他们可能也会吵起来，或许他们都不觉得算吵架，都成了一种无效交流的方式，为了吵架而吵架。

我个人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我无法违背自己本心，我内心有过自我禁锢成长的需求，我主动想和孩子们靠拢，忽略年龄的增长。面对父母对我的一些要求，越是要求我如何，我越叛逆，至今也不能摆脱。但我又有个底线，不敢和他们闹翻，所以我很多事情只能拖着，躲着，暂时求个心安，消极处理。

上学的时候，当兵的时候，一直到工作和事业上，父母这边都会最大力度的促使我按他们的要求来，我实际上反驳不了，都需要按照他们的步骤来，但是一直心里压抑着不服气。

我希望自己独立的做大做好一份事业，而且和他们的安排毫无关系，这样的目标让我在多年前就开始谋划如何一步一步的解放自己，阴谋阳谋的各种规划，我的期望中，只能逐渐的去实现，我是不能和他们直接剧烈碰撞的。这让我回忆起我小时候看到爷爷拿着棍子训斥我父亲，他也只是气的发抖，涕泪横流而不发一言，这大概也是一种传统的家风把。

我的解放自我的道路，就像是一次又一次资本主义改良运动，不能彻底救中国，但也总是促进了中国的进步。18岁的时候我开始和一群九零后网友结识，创办中国最早的九零后论坛。19岁的时候，我策划了中国最早的九零后文学杂志，成为了一个不可磨灭的文化符号。22岁的时候我已经从部队回到承德，开始努力的打开自己在承德文化圈人脉，提升自己的位置，结识更多的前辈、同辈，并以策划人的身份开始运作一些社会活动，开始改变承德市的一些文化风气。

当时朝气蓬勃，势不可挡，比现在要更加有锐气。今天或许是已经有了一定基奠，反而更加追求沉稳，谨慎，但带给我的新突破也越来越少。做学校，当校长，奠定了我的社会地位，却也略显精力束缚，下一个阶段还是要对此做出调整，相信能力的成长，可以让我更加轻松的做好教育事业。

在我迷茫的时候，我也开始主动寻求思想上的进步，精神上的满足，从皈依道教明师梁兴扬道长，到跟随胡中海老师，都是在为自己新一步的解放自我做准备工作。过去的资本主义改良不能解放中国，但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或许就是救命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