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写于2018年5月4日。并致敬“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作者|西铭
微信公众号|青年西铭
正文|
九州生气恃风雷。距离激荡着热血、自由与理想的五四运动，至今确已九十九年了。任何事情一到百年之期限，便似一个轮回；时光将百年间的所有沧桑故事连串，一百年的风风雨雨，倒反而更显得这件事的弥足珍贵了。而且还与当代的某种社会现实联结起来，愈使其变得新鲜可人了。
已然九十九年正逼近百年的“五四”，正带给我这种滋味。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句话随着历史浪潮滚滚向前，从不曾停下它汹涌的脚步，自我小时候读书伊始便困惑着我，难以得到确切的解答。
你很难说，如果没有巴黎和会诸国的无耻行径，这许多的青年学生们是否还会奋起抗议，是否又能造就民国以还藉自下而上之途径的最为轰烈的民主运动。你又很难说，如若没有北京的学生、市民和工人，这场运动又怎会以迅疾之势，席卷并涤荡了整个中华大地。
谁捧杀了谁？谁又成就了谁？
但毫无疑问已铸成事实的是，“五四”那一段时期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热闹闹的全社会人民参与出演的大戏，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道路选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不同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以及辛亥革命，“五四”是一场大戏，普天之下的所有人都大约获得了个角色，可以上来表演几拳几脚——工人也好，学生也好，新一代知识分子也好，或是军阀、党派等等。而洋务戊戌等等都只是上流精英们的游戏罢了。
另一个重大收获是：思想的活跃超乎想象，百家争鸣的盛世隐约重现，几乎可以说是几千年帝制崩溃后所谓“民国”之启蒙运动。现代中国也是有“启蒙”的。而且当下尤其还需轰轰烈烈地来一次。
这也许是“五四”的最极具价值之所在。
鸦片战争以还，几千年传统文化滋润下的中国人之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开始奏响崩灭的悲歌，孔孟之道不足以使我们抵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自西方传来的现代技术、政治体制（君主立宪也好、民主共和也好）甚至于进化论等社会学说似乎能使我们获得拯救。
西学由此开始向中国传统文明发起最后的冲击。
“五四”是否是其胜利的标志？
毕竟在那时，俄国革命已算成功，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大行其道。毕竟在那时，“全盘西化”之思想也开始初露端倪，而“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之主张也已在整个社会成燎原之势。
而我以为，万万不是。“五四”既是觉醒的“五四”，当在民族性、国家情怀与文化传统上也觉醒与复苏，并大大地推进了。
我中国上下五千年，我以为当有三大绝世危机。第一次的绝世危机当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其危突出表现为“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天下，连年战乱，并毁坏了自夏商周三代那时传下来的礼法秩序以及社会生活的温情脉脉。但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文化鼎盛、思想迸发的时代。儒道法墨，阴阳纵横，这些学派争锋而起，为后来的中华正统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儒学）。
而步入近现代，清朝末年内忧外患，儒家式微，天道湮灭，诗意栖居了几千年了中国人遭受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打击，而并非只是枪炮之痛罢了。此当称之为第二次的绝世危机。李鸿章呈与光绪帝的奏折如此形容这一局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
而从一八四零到一九一九，八十年之痛苦求索，终于以“五四”之思想启蒙与文化革新为契机而成井喷之势，自此似乎就顺了很多，中国人的脑子似乎也灵通了不少（至少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圈层的脑子灵通了不少）。五四知识分子为这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的最终破解提供了振奋人心的选项。
令我感动与向往的是，“五四”的主力军、擎旗者，正为我青年学生。
从那时起，“五四”之一大精神——年轻学子不应被绝对真理或终极教条所左右，应培养自身独立判断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实力，并藉此为社会现实奔走呐喊——所谓青年精神便流传之今。
而今安在呢？——不得不感叹这样一句。
中国上下五千年之第三大绝世危机，当为当下，所谓“复兴之路”的中途。所谓二十一世纪（人称之“中国人的世纪”）。我在思索一个足以囊括所有当下危机的所有表现的词或短句，无奈困难重重。此次危机之广度、深度以及复杂性、激变性已经远远超越了前两次。
横扫一切的现代技术是否是罪魁祸首？胡适在百年前鼓吹的“全盘西化”是否已不幸成为现实（至少也是短暂的现实）？我十几亿中国人、几亿青年人是否已然失去了历史文化滋润下的内核而沦为碌碌行走的机械人？
今日中国大发展大显势于世界，几欲重现千年前的帝国辉煌，国人却在威逼利诱下少了传统炎黄子孙之温良恭俭、彬彬有礼，这是否能称得上又一次的“礼崩乐坏”？
万马齐喑究可哀。“五四”一代人给我们做了模样，今之危局，全系于吾等一身乎？
叹哉叹哉，奋矣奋矣。
作者西铭，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一个温和的理性乐观派，坐标南京，说着自己的话，写着自己的文，走着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