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螺在电子厂找到了工。是陈月生带她去的，离租住的地方不远，走路二十来分钟。厂不大，藏在一条巷子深处，铁皮搭的棚子，门口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木牌，写着“虎门电子元件厂”。门口站着一个瘦瘦的男人，戴眼镜，手里拿着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招女工”。陈月生走过去问，那人上下打量了阿螺一眼，让她填一张表。阿螺不认识几个字，陈月生帮她填的。
“做过什么工？”那人问。
“在家种地，唱戏。”阿螺说。
那人看了她一眼，没有多问，让她第二天来上班。阿螺从厂里出来，站在门口。阳光很刺眼，她眯起眼睛，攥着那张临时工牌往回走。脚还疼，但步子轻快了些。
厂里的活不重，就是坐在流水线上，把零件插进电路板里。插一个，再插一个。手不能停，停了线就断了。阿螺手快，插得比别人快，组长看了她几次，没说什么。她不在乎谁看她，只管干活。第一个月发工资那天，她领了四十三块钱。把钱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叠好，放进贴身口袋里。
那天晚上，她多买了两个鸡蛋，打了一碗鸡蛋汤。陈月生回来的时候，汤还在锅里热着。她盛了一碗端给他，他接过去喝了一口，烫得皱了下眉。
“慢点喝。”阿螺说。他吹了吹，又喝了一口。阿螺也给自己盛了一碗，端着坐在他对面。两个人喝汤，谁都不说话。汤是咸的，鸡蛋花在碗里飘着，像一朵一朵小黄花。
“今天发工资了。”阿螺说。
“多少？”
“四十三。”
陈月生点了点头。“你多少？”阿螺问。“工地还没发。说是月底。”阿螺从口袋里掏出那沓钱，点出二十块，放在桌上。“这个，你拿着。交房租，买米。”陈月生看着那二十块钱，没有伸手。“你留着。”他说。“我还有。”“你留着。”他又说了一遍。阿螺把钱放在桌上，没有再推。她端起碗，把剩下的汤喝完了。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每天天不亮，阿螺起来生火煮粥。粥是稀的，米少水多，喝下去胃里暖一阵，等到中午就饿了。她出门的时候天刚亮，巷子里还是灰蒙蒙的。有人蹲在门口刷牙，有人端着碗吃早饭，有人挑着担子往外走。阿螺从他们中间走过去，步子不快不慢。
中午在厂里吃饭，食堂供应一菜一饭，不要钱。菜是青菜，炒得发黄，饭是糙米，硬。阿螺每次都吃干净，一粒米都不剩。吃饭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角落，不和别人说话。不是不想说，是听不太懂。厂里的人讲白话，她只能听懂几个词。
陈月生在工地上搬了一个月的砖，月底领了四十五块钱。他回来的时候把钱放在桌上，阿螺数了数，和自己的加在一起，八十八块。她把钱分成三份——房租水电十块，伙食三十块，剩下的攒起来。钱不多，但够用。
发了工资那天，陈月生带她去了虎门老街。街不宽，两边全是摊子，卖布的，卖鞋的，卖日用百货的。地上湿漉漉的，有一股鱼腥味。陈月生走在她前面，时不时回头看她一眼，怕她跟丢了。
“你想买什么？”他问。阿螺摇了摇头。她不知道要买什么。她什么都不缺。有饭吃，有地方住，有一份工。这就够了。陈月生在一家布摊前停下来，挑了一块碎花布，和婆母当年买的那块差不多。他付了钱，把布递给阿螺。阿螺接过来，摸了摸，软的，滑的。“做件新衣裳。”他说。阿螺低下头，看着那块布，想起婆母。婆母也买过花布，说“给你做新衣裳”。那块布还在新房的柜子里，叠得整整齐齐，没有人穿。“好。”她说。她把布叠好，抱在怀里。
回去的路上，天已经黑了。路灯昏黄，照着路面上坑坑洼洼的水坑。阿螺走在陈月生旁边，两个人隔着一拳的距离。风从海面吹过来，凉的，带着咸腥味。她缩了缩脖子，把布抱得更紧了。
“月生。”她喊了一声。
“嗯。”
“你以后，想不想回去？”
他走了一会儿没有说话。阿螺以为他不会回答了，忽然听见他说了一句：“不知道。你呢？”
阿螺想了想。“不想。”她说的是真话。不是不想念——她很想。想婆母，想家柱，想那间新房，想戏台。但她不想回去。回去了，那些想念就碎了。她宁愿在心里想，也不想亲眼看见。
回到出租屋，阿螺把布放在桌上，打了一盆水，洗脸洗脚。陈月生坐在椅子上，脱了鞋，脚上全是泥。他低着头，一个一个地解鞋带，解得很慢。阿螺把洗脚水端到他脚边，他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谢谢，把脚伸进水里。水是热的，他皱了一下眉，又松开了。阿螺坐在床上，把阿莲的手帕从口袋里摸出来，叠好，放在枕头下面。手帕已经旧了，边角起了毛。她摸着手帕，想起阿莲。阿莲没有来过虎门，没有坐过火车，没有进过工厂。她死了，死在寒塘里。阿螺活着，活在这里，活在这间小小的、有股霉味的屋子里。她不知道这算不算阿莲替她死。她不敢想。
又过了几个月，阿螺在厂里认识了一个人。说是认识，其实不算认识，只是经常在食堂碰见。那女人比阿螺大几岁，也是福建来的，会讲闽南话。阿螺第一次听见她说话的时候，愣了一下，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女人也看了阿螺一眼，笑了笑。
“惠安的？”她问。
阿螺点了点头。
“我是晋江的。”女人说，“嫁到这边来了。”她端着饭盆坐到阿螺对面。阿螺没有走。两个人用闽南话聊了几句。女人说她来广东三年了，老公在另一个厂上班，孩子放在老家给婆婆带。她说她很想孩子，但没办法，回去一趟要花很多钱。
“你呢？”她问阿螺。
“我……”阿螺张了张嘴，“我和我老公一起来的。”她没有说老公叫什么，没有说从哪里来，没有说为什么来。女人也没有问。
那天以后，她们偶尔在食堂碰见，说几句话。女人叫她“阿妹”，阿螺叫她“阿姐”。阿姐话多，总是说个不停。说厂里的工头不好，说宿舍里有人偷东西，说她老公不给她寄钱。阿螺听着，偶尔应一声。她不觉得烦，有人说话，总比一个人坐着好。
有一天，阿姐忽然问她：“你是童养媳吧？”
阿螺愣了一下。
“你别瞒我，”阿姐说，“我看得出来。你说话的样子，走路的样子，还有你从来不提家里的事。”阿螺低下头，看着碗里的饭。
“我也是。”阿姐说，“我也是童养媳。八岁就到了他家。十六岁圆房。生了两个孩子。婆婆对我不好，老公打我。我受不了，跑出来了。”阿螺抬起头看着她。阿姐笑了笑，眼眶红了。“跑了三年了。不敢回去，也不想回去。”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食堂里很吵，有人在喊，有人在笑。阿螺听着那些声音，忽然觉得嗓子发紧。
“阿姐。”她喊了一声。
“嗯。”
“你不怕人说你？”
阿姐看着她。“怕什么？说就说。我在这边，谁认识我？那些说我的人，他们替我挨打吗？他们替我养孩子吗？”
阿螺没有说话。她把碗里的饭扒干净了，站起来，去洗碗。水是凉的，冲在手上，凉到骨头里。她洗着碗，脑子里想着阿姐的话。那些说我的人，他们替我挨打吗？她抬起头，看着食堂里的人。她们在笑，在说，在吃。没有人看她。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她是童养媳，没有人知道她跟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跑了。她忽然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不被人知道，就不被人说。不被人说，就不用怕。
她把碗放回去，走出食堂。
太阳很大，晒得人发昏。她眯着眼睛，站在太阳底下。风从东边吹过来，带着海水的味道。
虎门的夏天来了。
（第6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