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系列随笔】----曾国藩的“高光时刻”有得考
作者：茅永辉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是“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在当时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拥有的广泛影响力，几乎无人可及。这是毫不夸张的，是公认的。这样的显赫人物，其一生定然不乏“高光时刻”。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存世的史料，来寻觅、考据一下曾国藩的“高光时刻”！
首先，曾国藩的“高光时刻”，是十年连跃十级官么？
曾国藩，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府荷叶塘一个普通耕读家庭。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5岁启蒙，6岁入家塾，严格的家教自不必说。
道光六年（1826）春，曾国藩应长沙府童子试，列第7名。道光十三年，曾国藩考取秀才。道光十五年，会试未中，遂居北京长沙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成功登第。自此，他一步步踏上仕途。先是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穆彰阿权倾朝野，门生不得意都不成。曾国藩朝考列一等第3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即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了高级官员的后备人才。两年后，庶常馆学习期满，授翰林院检讨，这虽是一个小小从七品，而且无实权，但是需要皇帝面试的。果然，道光二十三年（1843），钦命曾国藩为四川乡试正考官，这通常是由协办大学士或尚书等高级官员担任，足见朝廷对曾国藩的重视和重用。后补授翰林院侍讲，不久又充文渊阁校理。这都是一年之中的事。道光二十五年，任会试考官，次年充文渊阁直阁事。道光二十七年大考二等，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正月，授礼部右侍郎；8月，署兵部左侍郎。次年6月，署工部左侍郎。
10年多一点的时间，曾国藩硬是凭借着非凡的素质和超强的能力，凭借“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懈追求，坚韧不拔一步一个脚印地，以少有的“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之“高光”，将前方的仕途照得通亮。
其次，曾国藩的“高光时刻”是十年荡平太平军么？
咸丰元年（1851）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事。皇帝诏群臣言得失，曾国藩进言“今日急务，首在用人”。再上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咸丰帝的过失，皇帝“怒掷其折于地”，数日后复阅，心服而纳谏，并加以褒答。5月，曾国藩署刑部右侍郎。次年初，署吏部左侍郎。6月，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来应对，可是，这些腐朽的武装根本不堪一击。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借助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这些，为曾国藩组建湘军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曾国藩与胡林翼、左宗棠，均为湖南同乡，三人“负奇气，有大志”，不仅互相交往，讨论时务，而且以类相求，在他们身边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尤其是曾国藩，因仕途顺利，青云直上，更成为湖南人士争相结识的对象。清政府紧急命令加个人强大心志，曾国藩于咸丰三年（1853）在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繁复的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檣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湘军的领导层，虽然大多出身于耕读之家，饱读诗书，但此时他们不约而同投入于对军事的学习和研究。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招募的勇卒多系“深山寒谷贫苦之民”，“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承诺的是，向勇卒发放高于绿营一倍的饷银。与此同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枪炮及装备器械，筹建水师。这一切，钱从哪来？曾国藩想出了一般人想不出的绝招，以保卫家乡之名向乡绅摊派自不消说，曾国藩竟然向咸丰帝求得了几千张清朝最高学历“监生”的文凭和虚衔官职的空白任命状，公开明码喊价。南方几省的士绅们怀揣着银子在想，这学历是假的，可文凭是真的；这官衔是虚的，可任命状是真的呀！得，你情我愿，曾国藩的军费算是有了着落。短短一年时间，一支人数达1.7万，并装备有数百门洋炮的湘军，就闪亮登场了。为了避免与长沙的绿营发生矛盾纠纷，曾国藩直接将团练地点放到了湘潭。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主张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以此陶冶官兵。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曾国藩坚持把选将摆在治军的第一位，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德居于首。曾国藩常常讲：“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足见其军事思想的丰富内涵和过人的胆识。曾国藩这位“军事天才家”的军事思想，对后来的黄兴、蔡锷、张之洞等，有着极大影响，“效法曾胡（胡，即胡林翼）”，成了那个时期的一种传承。特别要提到的是，曾国藩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的观点，更是得到伟人毛泽东的赏识。
咸丰四年（1854）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指太平天国运动是“荼毒生灵”，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从道德的高度，动员了广大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中。在湘军与太平军激战的艰难过程中，曾国藩虽因战事失利、损兵折将有过“愤而投水自尽”、“策马赴敌以死”的悲壮之举，但还是取得了攻陷田家镇、解围南昌、救援福建、攻占江宁等一个又一个战绩。
同治元年（1862）初，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都协办大学士，随后，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李鸿章率军抵上海。曾国藩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南京）。洪秀全急令各地太平军回援，未能取胜。同治三年（1864）正月，湘军攻克钟山，合围天京。7月，攻破天京，太平军灭亡。胜利时刻，朝廷即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
一支由文人创办的军队，一批由儒生蜕变的将帅，居然将席卷整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荡平，这在军事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此不称“高光”，何以称“高光”？
再有，曾国藩的“高光时刻”，是十年辅佐理政么？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为直隶总督。因为曾国藩较早主办洋务，所以，当时的朝野及之后的学界都倾向将其归为洋务一派。的确，曾国藩一向主张接受西洋文化，尤其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他第一个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但是，曾国藩“洋务”的实质是不排外，而不是一味地“崇洋”，更不是“媚外”。曾国藩恰恰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和掠夺中国。他力主创办江南制造局，就是想通过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技术，造出自己的坚船利炮，进而建设一支像样的海军。这也正是他“隐忍徐图”的最实际的践行。
曾国藩在对外交往上，体现的是既讲原则，又讲策略。换言之，就是当忍则忍，该争则争。这里，不得不提及发生在同治九年（1870）五月至六月间的天津教案。前一年，法国传教士在天津三岔河口地区建起一座天主教堂，为此不惜拆除大量民房商铺，百姓怨声四起。不久，教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瘟疫大批死亡。恰在这时，天津又接连发生迷拐儿童事件，被捕案犯谎称系受教堂指使。一时间舆论大哗，很快便发生民众围攻教堂，与传教士斗殴的事件。天津知县刘杰率兵丁前往弹压。没想到，闻讯赶来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不分青红皂白，竟然指使手下人向刘杰及其随从开枪射击。法国人的野蛮行径彻底激怒围攻教堂的民众，他们先是杀死丰大业和秘书，然后又冲入教堂杀死神父、修女和法国、俄国等国侨民以及部分中国信徒，共计数十人，并放火焚毁天主堂和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等建筑。教案发生后，西方列强集体暴怒，法、英、美、俄等七国向清廷提出抗议，要求道歉、惩凶、赔偿，还调集军舰到大沽口进行恐吓。
此时，距离清廷剿灭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仅数年时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方面，都无力承担新一轮的大规模战争。因此，慈禧太后在权衡再三后，诏令曾国藩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处理这场无比棘手的教案。面对朝中的主战派明显占据上风，他们力主采取强硬态度，坚持不道歉、不赔偿，并不惜为此一战，曾国藩考量当时的国力，却认为与整个列强集团开战的想法过于疯狂，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这就是曾国藩接到诏令时的心情。
曾国藩巧妙地先议结俄、英、美三国的误伤之人和误毁之堂，不与法国一并处理，尽量缩小对立面。对于法国方面，曾国藩力不准允对方提出的要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将军陈国端三人处死抵命，并顶着巨大压力拖延时间反复交涉，最后改判流放。而在对围攻教堂、致死人命的“元凶”的处理上，曾国藩只得向对方妥协，采取以命抵命的方式了结。同时，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这样的处理结果，引起朝野上下的同声讨伐。在京师的湖南同乡更是视曾国藩为“乡人之大耻”，而湖南老家的绅民们则砸毁曾国藩的家宅。由此，曾国藩的名望一落千丈，由“再造中华”的巨人而一夜成了“卖国贼”。在全国其他地方，对于西方传教士的谣传及不信任持续发酵蔓延，陆续发生了更多的教案。
“ 息事宁人，维持和局。”这本是慈禧太后的旨意，可是，慈禧太后见大事不妙，马上掉转枪口，严厉斥责曾国藩办事不力，对洋人屈从过甚，令其回任两江总督，空出的直隶总督一职改由李鸿章接任。耐人咀嚼的是，受命的李鸿章在接下来的年月里，代表清廷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多个不平等条约。到底需要不需要、应该不应该由曾国藩背负“卖国贼”的骂名，李鸿章的多个“大手笔”，是不是足以提供反向证明？所以说，不搞极端化，不靠情绪化，我们宁肯将曾国藩在辅佐理政诸多方面的作为和担当，视作他的“高光时刻”。
一个“时刻”，三个10年，几乎是曾国藩入仕为官的全部时光。是的，我们说曾国藩一生“高光”并不为过，成就曾国藩一生“高光”的不竭能量，正是来自于他自己的“诚、敬、恕、和”四字真言：诚，即“至诚不欺，英雄基业”；敬，即“不敬他人，是自不敬”；恕，即“容得别人短处，乃是豪杰举动”；和，即“不和者，未有不败也”。
曾国藩的“四字真言”，无一不闪耀着圣者智慧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