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模式的构建是宏观设计与流量的纽带
哈佛商学院教授塔伦·卡纳在他的著作《亿万企业家》中，对比了中国与印度民营企业家、贫困地区小商贩的经历和故事，用于解释这两个新兴的亚洲经济体如何在21世纪重塑全球经济。书中讲了很多贫困者做生意的例子，并指出贫困阶级做生意的比例远高于中产阶级，认为他们似乎天生就会做生意，而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既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让国家更为强大。
这样的模式爆发自孟加拉国小额信贷的成功：在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穆罕穆德·尤努斯，创办了孟加拉农业银行格莱珉（Grameen，意为乡村）试验分行，小额信贷模式开始逐步形成，后来这种小贷银行在南亚地区普及开来，尤努斯也因为他对扶贫事业做出的贡献，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而各国为了复制这样的模式，也纷纷出台政策鼓励面向贫困人口的小额借贷。比如印度政府就规定，银行每在城市开三家分行，就必须开一家农村分行；中国90年代也开始推广小额贷款，到近年来面向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等。但是，由于违约率高、针对性弱等问题，使得这些由政府发起针对穷人的信贷计划效果并不是很好。这样由传统银行执行对经济调控的宏观设计，并没有真正的形成流量。
那么尤努斯的小贷银行是如何成功的呢？首先小贷银行要求同一社区内社会经济地位相近的贫困人口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贷款小组，相互帮助选择项目，相互监督项目实施，相互承担还贷责任。银行根据借款人的需求发放无抵押的、短期的小额信贷。虽然小贷银行收取的平均年利率高达25%，而且要求农户每星期分期还款，但远低于传统高利贷高达70%左右的年利率。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在放贷的同时要求客户开设储蓄账户，存款金额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须购买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股份，从而成为银行的股东。迄今银行已经向大约660万人贷款超过57亿美元，其中97%的贷款人是妇女，已还款50亿美元，还款率近99%。
与小贷银行相对应的当地放债人经营着的“高利贷”也同样成功。虽然有着远高于小贷银行3-4倍的利息，但相比其每周还款的限制，放债人允许更灵活的还债方式，比如先还利息慢慢还本金，更长时间的还款周期等。这就允许借款人可以进行回款更多但更慢的投资，或应对生病、上学等导致还款缓慢的突发事件。同时放债人与当地贫困人口的关系更为紧密，会为其生意出谋划策，为小白提供宝贵的意见；关注借款人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并且保证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他可以马上拿到钱。实际上正是这些日常的监督、教育甚至保障工作的成本，平摊到很小的借贷额度上时，才形成的高利贷，并非传统金融学所认为的，由于违约概率更高而导致的高利息。
与传统银行的小额贷款相比，小贷银行与当地放贷人才是在贫困人口中真正构建起“协作模式”的执行机构。但也同样因为两者构建协作模式管理成本的区别，才导致了利息的高低之分，而非资本的善恶。善恶之心虽然在个例上有所影响，但在宏观层面上形成的流量，更多是因为模式的效用。与之相反的就是传统银行粗旷式的管理办法，未能有效构建起协作网络，就必然导致极高的违约率进而失败。
宏观设计是对趋势引导的底层逻辑，微观形成的宏观流量会对趋势有所反应，但其宏观结果并不一定符合设计者的预期，就如同样是小额贷款的业务，不同的执行者导致的不同结果。微观与宏观间存在协作模式构成的中观网络，现代社会学里将此称为社会网络，链接不同的社会网络的叫做“结构洞”，补充结构洞的执行者会获得社会红利（链接社会学知识）。
从产品学角度理解这件事，会发现如前文《产品的昨天、今天与明天》所说，数字时代的互联网产品，目前主要在解决的就是如何用数字手段完成物理世界协作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产品与其背后所需要的支撑业务，就承担着对协作模式、社会网络等中观视角进行执行的能力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