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最后的一次古建调查（下）
朱启钤将学社资料从天津取出来后，发现资料已经完全泡毁，但他仍找人精心整理，将一些重要的测稿描下来，寄到李庄去。又把一些重要的建筑照片加以翻拍后再复制两份寄给梁思成、刘敦桢各一份。正是有了这些资料，学社的研究工作才有可能进行。
1940年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学社也被迫跟史语所迁往四川。林徽因到李庄不久就病倒了，当地没有医疗条件，梁思成只好自己给林徽因打针，就从那时起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作者在这里引用了大段梁再冰的回忆，写了那时梁家捉襟见肘的苦难岁月。
当时营造学社没有固定经费来源，梁思成每年都要去重庆向教育部请求资助，所得无几，加上抗战期间国统区物价上涨如脱缰野马，梁思成每月薪金到手如不立即去买油买米，则会迅速化为废纸一堆，为了维持生计和给林徽因治病，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去当卖衣物，将手表、派克钢笔等都当掉了。
梁思成弟弟梁思永到李庄后肺病也复发了。（前文提到过，梁思永与林徽因均死于肺结核，梁思永早去世一年。）面对如此困境而自己却爱莫能助，梁思成的体质也明显下降，虽然才刚四十岁，背却已经驼得很厉害，精力也大不如前了。
1941年春天，重病之中的林徽因，却接到了当空军飞行员的弟弟林恒在对日空战中牺牲的消息。林恒的后事，还是梁思成在重庆时，瞒着林徽因去成都办的。
这时，又传来了营造学社寄存在天津的图片资料全部被淹毁的消息，当时梁、林闻讯后几乎痛哭失声。
尽管贫病交加，但梁、林并不悲观气馁，梁思成常常教梁再冰读些唐诗，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是全家最喜爱的诗句之一。生活愈是清苦，梁思成愈是相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日子就要到来，仍然酷爱画图，仍在梦想着战争结束后再到全国各地去考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但是，梁思成已经衰老了许多，林徽因的身体也很难恢复了。医生悄悄告诉梁，林将会不久于人世。
当梁家困顿在李庄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来信邀请梁思成到美国去访问讲学。费正清夫妇等一些美国朋友，知道他们的情况后也力劝他们到美国去工作并治病。梁思成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他；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梁思成后来曾对作者说，他很清楚作出这个决定的代价，他很感谢林徽因，因为他相信这也是林徽因的选择。后来有朋友责备梁，说他的选择使得林徽因过早去世了。但梁、林两位爱国学者都没有后悔。
1941年，学社招聘了最后一名工作人员罗哲文。也是这一年，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等单位协商，决定将学社主要成员的薪金，分别编入史语所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编制内，以维持学社同仁的生计。但是研究工作的经费，则少得可怜，所以外出调查是根本不可能了。尽管如此，他们仍在宜宾就近调查了当地的古建。
在李庄，梁思成继续研究《营造法式》，胜利地征服了这本天书，并在莫宗江的协助下用现代工程制图法将法式大木作的全部插图绘制完成。其它卷的研究，因抗战后的复原及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而暂停，直到1962年3月广州会议后，才由梁思成、莫宗江等人继续工作，到1966年，除小木作、彩画作有待实例的补充外，其它诸卷已全部完成。又因文革而停顿，直到1983年才出版了上卷。《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自朱启矜开始，经梁思成、莫宗江至楼庆西等，历三代人的努力，但仍未最终完成。
1943年因学社缺少经费，早就无法开展研究工作，刘敦桢决定离开学社到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共事了十一年的同事不得不分别，离别之夜，梁、刘促膝长谈，边谈边流泪，直到嚎啕大哭。不久陈明达也离开学社赴西南公路局就职。
1939年，中央博物院聘请梁思成担任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梁思成于1942年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林徽因、莫宗江、卢绳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林徽因负责收集辽、宋的文献资料，卢绳负责收集元、明、清的文献资料，莫宗江负责绘制插图，于1944年完书，这是我国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国建筑史。
在梁思成编写《中国建筑史》的同时，国立编译馆又委托梁思成编写英文版的《中国建筑及雕刻史略》，这部书等于是英文版的中国建筑史，亦于1944年完稿。
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作者这里没解释这与《中国建筑及雕刻史略》是否同一本书）是一部以精美的建筑绘图和实物照片为主，辅以摘要的文字说明的中国建筑简史。梁思成准备在中国抗战胜利后把书稿送到国外出版。1946年，他把稿子带到美国，因为印刷成本高，找不到出版人，就把它留在费慰梅（费正清夫人）处。
1948年，留英女学生刘某为了写毕业论文，来信向梁思成要资料查看，虽然梁思成和刘某素不相识，但他仍写信给费慰梅请她将稿子寄给刘某，嘱刘某用过后将稿子交我国驻伦敦代办处带回。后刘某既未交稿子交给代办处，也未寄还费慰梅，她也没回国而是去了马来西亚，这份稿子也就遗失了。
1979年，费正清夫妇访问中国时（这时梁思成、林微因两人早已去世），得知梁思成并没有收到这份稿子。费慰梅又气又急，幸亏她还保存着刘某当年的地址及收到资料后的回信，她打电话给她在伦敦的一个朋友，请求他帮助查询刘某的下落。大约两周后，这位神通广大的朋友就查到了已迁往新加坡的刘某下落。费慰梅又与刘某多次交涉，终于迫使刘某归还了原稿。拿到原稿后，费慰梅又从波士顿飞到北京，亲自查阅图纸是否完整。
最终，在费慰梅的周旋下，这份凝聚着中美友谊的珍贵手稿于1984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该书在美获得极高的评价，并获得1984年“全美最优秀出版物”的荣誉。
1943年，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的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访问李庄。尽管在他整个访问期间病痛中的林徽因都在卧床休息，但两人仍愉快地谈天。林徽因还给费正清写信描述了李约瑟访问李庄的情形。
李约瑟就是写了《中国科技史》，极为推崇中国古代科技的那个英国人，我印象中似乎他也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人。
1944年，在学社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梁思成仍认为一个学术团体不能没有学术刊物，遂决定恢复《营造学社汇刊》。当时后方条件极为困难，连最普通的报纸都没有，印刷更是难上加难。在这种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己动手，采用石印的方式，出版了《汇刊》七卷的第一、二两期，第二期收录了费慰梅发表在美国《哈佛亚洲研究集刊》1941年六卷第一期上的《汉武梁祠原形考》一文。费慰梅也成为最后一位加入学社的社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社仅剩梁思成、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四人，经费来源已经山穷水尽。国民政府教育部建议将学社与中研院史语所或中央博物院合并。梁思成去了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也都随梁思成去了清华，存在了15年的中国营造学社从此结束。但他们的工作，却给中国建筑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5年来，学社成员调查过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浙江、湖南、江苏、辽宁、云南、四川等省共计190个县。经过详细测绘的建筑，1937年以前有206组大小不同的建筑群，所调查的建筑物有2738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1937年后西南地区的调查，因没有集中保管，散在个人手中，无从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