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幼儿园时最宝贝的磁带，一类是童话故事，一类是儿歌。我还能清楚地记得，童话故事磁带A面第一个故事是九色鹿的童话——因为每次听磁带，总是要从这个故事开始，地位等同于单词书里的“abandon”。B面的童话里，最有韵味的一句是《皇帝的新装》里最后一句：“托着他看不见的后裙摆”，“裙摆”两个字拖得长且有味道。不过那时我一直不大理解为什么皇帝要穿裙子，还要让随从托起来——我对皇帝衣服的印象全停留在《还珠格格》中了。
除此之外，磁带上的故事还有《农夫与金鱼》《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等，囊括了中国传统童话、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阿拉伯童话、普希金童话诗。这恐怕是童话磁带的高明之处——从小培养孩子的全球视野。可惜我并不知道那个渔夫是个俄罗斯壮汉，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坚持认为金鱼是生活在海里的。
儿歌磁带上收录了当时最新潮、最流行的儿歌，常常被各种颜色的幼儿园播放。A、B两面分别画着一个一身绿衣的小人（忘记了帽子什么颜色），每面收录了几首歌曲，现在我还能哼哼上几句“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它去赶集”“泥娃娃，泥娃娃，一个泥娃娃~也有那鼻子也有那嘴巴~”。有这盘磁带打下的基础，后来与同学们玩歌词接龙，每次我都能用出意想不到的杀招，譬如唱“咕嘎，咕嘎”，偏偏不唱“真呀真多呀”，用一个“嘎”字难住他们。
上小学的时候，所有英语教材的听力材料都在配套的磁带中，所以我有了借口向爸妈要一个高级复读机。我拿着表姐的用过的旧复读机，听李明一次次地重复“好阿油”，心中的自豪感悠然而生，不亚于在一群安卓机中掏出一部iphoneX的自豪感。
但是这部老旧的复读机迫切地想要退休，用间歇性的卡带来要挟我。在这段时间里，我的英语听力没有什么大长进，但是学了一身修磁带的本事——用一截断掉的六边形铅笔，插在磁带盘的一个孔中，一圈一圈地转，一圈一圈地转，让爆出的黑丝归位。逐渐熟练之后，我便可以轻松地用一根小指头代替铅笔修好磁带。每次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很幸运，竟然没有一次需要惊动消防员。
这时我爸已经有了当时最时髦的金立智能手机，不仅有触摸屏能照相，还能放音乐，所以我顺理成章地拿走了他装磁带的盒子，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两盘新的磁带。一盘是李春波，一盘是崔健。那段时间我疯狂地沉迷于上世纪的摇滚，每天做作业带着耳机听《一封家书》或者《一无所有》或者《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幻想着自己是郭敬明或者其他青春疼痛文学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只不过他们小说里的男主听的是“Walkman”，听的是CD,听的是洋摇滚，我听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段时间我与学校里的同学们严重脱节。小学里的女同学们痴迷东方神起和飞轮海，听周杰伦的新歌《稻香》时候，我都是躲着同学们偷偷地哼“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小心地环顾四周，害怕被同学们听到。多丢人啊！
我妈看到我听崔健非常不高兴，她说她在育儿书里看到听摇滚会使孩子缺少安全感。我虽然确实缺少安全感而且缺乏自信，但是怎么能怪到摇滚身上去呢？仔细一问才知道，我爸给我听的胎教音乐就是那盘崔健。原来我和磁带的缘分早在出生之前就结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