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50到60年代，大多数居民家里都有一台收音机，北京人管它叫“电匣子”，一早醒来，邻居家的收音机就传出“麦苗儿青睐，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好像春雷向四方……”那热情洋溢、亲切动人的歌曲。
后来听到的就是收音机里播放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前两句歌词是“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我们走在大路上》中“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那激情四射、鼓舞人心的歌声。
当时的收音机是电子管的，体积较大，长约一尺半，高约一尺，厚多半尺，正面用彩色的丝布装饰，高级一点的右上角还有一个长约一寸，宽约半寸的音量指示灯。收音机左下角的白色电木旋钮用于开关电源和调节音量，右下角的旋钮用于选择电台和波段（有中波和短波，中波收听国内广播，短波收听中国各地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广播，也能收听到国外的广播电台节目。）。电子管收音机打开电源后需要预热半分钟左右才能接收到广播节目，当时接收的节目有限，只有中央广播电台、北京广播电台和一些外地的广播台节目，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又细分为新闻节目、文艺节目、戏曲节目、儿童节目、对农村广播节目等。中老年人喜欢听京剧，年轻人喜欢听新闻和歌曲，小朋友们喜欢听儿童音乐剧和神话故事。
上小学以后，我们经常收听的节目是少年儿童节目，特别是周日和寒暑假期间，每天早上九点收音机播放“小喇叭节目”，节目的序曲是“嗒嘀嗒，嗒嘀嗒，嗒嘀嗒嗒嗒……”然后就听到一个小姑娘用稚嫩的童音播报：“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我们这些小朋友提前围坐在邻居家收音机旁边的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小猫钓鱼》《铁杵磨成针》《神笔马良》等神话或传说故事，可以说，我们对世界的初步了解都是通过儿童广播节目得来的，也可以说，儿童广播给了我们启蒙教育。
我们这些儿童特别喜欢少年儿童广播节目中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的节目，只要有时间，就一定要收听孙爷爷讲故事。说来也巧，1977年我在东城区教师进修学校进修英语时，学校邀请了孙敬修老师给我们在学校的大礼堂做了一个关于教学方法的报告，我终于见到了从儿时就敬仰的孙爷爷，面对面地听他给我们“讲故事”了。孙敬修老师当时在东城区丁香胡同小学任教，我在东城区的一所中学教西班牙语，我因成为孙老师的同行，面对面地向他请教教学中的问题而感到万分荣耀。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孙老师在讲解语文教学法时对我们说，他教学生学习聪明的“聪”字时，他对学生说，“聪”字左面是一个耳，右面是一个“总”，偏旁“耳”的意思是让我们多听，右边的“总”是由两只眼睛，一张嘴和一颗心组成的，因此要想聪明首先要学会用耳朵多听，然后要用眼睛多读，用嘴多念，用心多思索。
我们还从收音机里收听电影录音剪辑节目，听到我们平时没钱到电影院看的电影，或者通过这个节目重温看过的电影里的情节和对白。尤其是《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等我们非常喜欢的电影，不厌其烦地反复收听。
我的第一台收音机是矿石收音机，是院子里的一个大哥哥教我制作的。
矿石收音机的结构很简单，主要是一个矿石接收器，即一个一寸来长，手指粗细的玻璃管，里面一端有一个米粒大小，闪着银色光芒的矿石，一根安装在旋钮上的铜丝，两根输出电线。我在西四无线电材料商店买了一个矿石收音机接收器，用小钉子将其固定在一块三合板上，在连接矿石天线的地方连接上自己用漆包线制作的像蜘蛛网一样的天线，挂在屋里的墙上，将收音机输出线连上一个一只旧耳机。选台时，只要将旋钮上的铜丝接触到矿石的某个部位，就能找到一个电台信号。为了将接收的声音放大，我把耳机（当时是报务员或电话接线员使用的那种电木壳耳机）上的震动钢片在砂纸上磨薄，旋开耳机盖子，通过加大钢片的震动提高音量。有的邻居小朋友还接上自己制作的舌簧喇叭，声音更大了，一家人都能收听到广播节目。当耳机里传出出广播节目或音乐时，我异常兴奋，连着听了好几个晚上。
为了改善收听效果，能收听更多的节目，我将天线支在家里的的房顶上，这样每天睡觉时，只要把耳机放在我的枕边，就能清楚地听到广播节目，而且声音也大了许多。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市场上出现了半导体收音机，虽然电子管收音机仍然是居民家庭装饰房间的“大件”摆设，但由于不能随身携带，已经逐渐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半导体收音机。电器商店里出现了印刷线路板、二极管、三极管、电阻、可变电容器等体积小、重量轻、使用电池作为电源的半导体收音机元件。
上中学时，物理课教师在学校的实验室里教我们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当时我们北海中学的物理老师刘德谦是北京市知名教师，经常在广播电台授课，他教我们看懂电路图，了解各种电子元件的功能，用电烙铁将各种元件焊接在印刷电路板上，最后组装成半导体收音机。我们两三个同学组成一个实验小组，按照电路图将一个个电子元件焊接在印刷电路板上，最后连接上喇叭，接通电源，装上收音机外壳，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就做成了。当我们亲手制作的收音机传出悦耳的广播声音，我们欢声雀跃，十分激动，巨大的成就感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中专外语学校，学习西班牙语。中专二年级，我尝试着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西班牙语对外广播节目。当时我家没有收音机，邻居王叔叔家新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收听短波
效果好，我寒暑假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到他家收听西班牙语广播。后来我还到隔壁张叔叔家听广播，张叔叔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张镜源，山东海阳人，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副书记——百度资料），他家里有一台较为高级的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收听的电台数量也多一些。由于张叔叔经常加班、出差，为了让我随时到他家听收音机，他索性把他家书房的钥匙交给了我，我在张叔叔的书房一呆就是一天，听完广播，做完作业，就读他书架上的书籍，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后和一些中外名著。
为了让我能在家里听广播，我父亲还从他的同事那里借来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让我晚上睡觉前收听西语广播。当时我不仅收听国内的西语广播，还收听日本、韩国、朝鲜和苏联等国的西班牙语广播节目。
每当回忆到这些事，我都非常感激这些帮助过我的邻居和我父亲的同事。
一直到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即1975年，母亲给我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台收音机。记得这是一台海燕牌收音机，价格是六十五元。收音机体积不大，只有六七寸长，三寸来高，一寸多厚，重量只有一斤半左右，还带着一个棕色的真皮套子和一个皮质背带，轻盈美观，十分可爱。母亲亲自陪我到西单商场买的这台收音机。我清楚地知道，当时我家兄弟姐妹多，只有父亲和我上班，弟弟妹妹们上学、穿衣、吃饭都需要钱，生活过得紧紧巴巴，但是为了支持我继续学习外语和实现拥有一台自己的收音机的梦想，父母省吃俭用，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用攒了一年多的钱帮我置办了这台收音机，可见这台收音机的珍贵程度。这台收音机承载着我父母对我的深切期望。恰恰是父母的理解与支持，我才没有中断自学外语，工作四年后我参加了“文革”后1977年的首次高考，如愿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
大学毕业后，我对收集收音机产生了兴趣，收集各种品牌的收音机逐渐成为我的业余爱好，我在国内外出差时，购买了各种品牌的收音机，例如国产的熊猫、先科、德生和国外生产的西门子、飞利浦、索尼、松下等十几个品牌的台半导体收音机，这些收音机不仅弥补了我年轻时家里没有收音机的缺憾，而且成为我的收藏品。
而后我在收音机的节目里学习了英语、法语和日语，可以说，收音机不仅成为我的收集爱好，也成为我学习外语的最佳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