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风卷红旗过大关
（1）
一九三〇年一月三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一、三、四纵队最先离开古田。
他和毛泽东的约定是主力部队最先跳出几个方向的敌人围攻，让第二纵队向东，去做出迎战刘和鼎那个第五十六师的样子以麻痹敌人，待主力部队走远后，才开始撤退。
朱德他们刚到距古田以西五十里的庙前，便得知汀州方向的赣军已到了涂坊。上杭那边，粤军已达旧县，龙岩、坎市是从东边来的刘和鼎那个第五十六师。
这是蒋介石专门从安徽调来协助福建省主席杨树庄“剿共”的，所以一来就被推到了最前线，此时已进至大池、小池的石牌前和灌阳一带。
也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带着第二纵队向东，最先隐蔽在古田以东靠近小池的地方，然后与刘和鼎的前锋部队周旋了两天，在第三天上，毛泽东估计朱德他们已走远了，于是就准备撤退。这时他们居然发现，敌军也在撤退，这真是有些莫名其妙。
这个事情让毛泽东很纳闷，此时他本在想，为了防备刘和鼎的大军前来追击，可能还得动动脑子，看如何摆脱他们。哪知，他们却在主动撤退。难道他们也想来个“诱敌深入”？把红四军第二纵队引进他们的埋伏圈？
想到这里，毛泽东却笑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的算盘就打错了。现在，既然他们也撤退，那就大路朝前，各走一边好了。
这不正好借这个有利的时机，赶快“溜”吗？
就这样，在一月七日那天，他也带领部队开始撤离，向古田的西北方向挺进。
后来才知道，这刘和鼎的撤离，不是什么“诱敌深入”的圈套，而是因为他们的省城福州有人搞政变，省主席杨树庄急电要他马上带兵回去“平乱”。
原来，那个盘踞在闽中的卢兴邦，居然在一月六日这天，指使他的部下卢兴荣在福州省政府委员陈培锟家中把好几位省政府大员给绑架了，这些人有秘书长郑宝菁、民政厅长陈乃元，教育厅长程时煃，海上公安局长吴澍等，简直使国民党福建省政府马上就乱成了一锅粥。
这正好是毛泽东带领的第二纵队向西撤退的好机会，所以他们居然毫发未伤，就全部撤出了东边的战场。
也是这个一月六日，朱德已把红四军主力撤到了新泉以北。
为了把在代理前委书记期间所做的工作总结一下上报，他还在这个撤退的路上，抽时间给中央写信，对自己进军闽中和南下广东大埔的经过，以及刘安恭等的牺牲，给进行汇报。
一月七日，红四军主力到了连城县的县城。
此时，上杭、汀州的敌军又一起赶往连城，这就隔断了红军大队与留驻古田的第二纵队之间的联络。这使朱德非常着急，他认为，这毛泽东所率领的第二纵队，要是冲不出来，那就麻烦了。
那个前委书记还不是他朱德能干的，婆婆妈妈的事真是太多。陈毅也不行，关键时却拿不定主意。还只有这个毛泽东，能镇住局面。于是，他很后悔让毛泽东断后，嘴里不住地埋怨道：“这怎么得了，万一他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向中央交代？！”
陈毅却很乐观，他说：“吉人自有天襄，你就放心吧，那个姓毛的鬼点子多，不会和敌人去纠缠的，半个月过后，我保证你能见到他！”
就这样，朱德、陈毅率领一、三、四纵队，决定从连城以北去宁化县，然后翻过武夷山进入赣南。
这既是把在连城追上来的敌军引开，为第二纵队疏通畅行的道路，也是去赣南袭扰金汉鼎第十二师的后方，让他们从闽西回撤来救援。
四纵队是闽西本地的红军，过去红四军几次出击，都把他们留在了闽西。但是，这一次，由于敌军来势凶猛，是毛泽东决定一定要把他们带走的，这样闽西已无红军主力，敌军就会都往赣南来追击，这就解除了闽西之围。
一月九日，红四军主力已到了宁化境内，十六日便翻过了武夷山，然后进入石城县的高田、丰山、木兰，还有北边的广昌。
接着，又向西挺进，开拔到距东固不远的乐安、永丰等县，再往西，就是吉水、吉安两县，与永新、宁冈就相距不远了。
（2）
一月七日，毛泽东和前委机关率第二纵队离开小池到了古田，这时，庙前和新泉已被敌军占领，看来只有绕道了。
参谋长郭化若建议，往西去上杭、武平，然后翻山进入赣南。
毛泽东想，如果采纳这个建议，即使进入赣南，也会是个麻烦，那时赣军势必会把第二纵队与主力部队隔开，然后分别给予吃掉，所以不能这样做，而是得选择另一条道，准备从连城以东的姑田进入清流、宁化、归化一带，翻越武夷山进入广昌，再去与主力部队汇合。
这是一个比主力部队还绕得远的“大弓背”，但毛泽东说，要和主力部队会合，只能这么做，毕竟那里不会有大的敌情。
此时的第二纵队队长是曾士峨，党代表为罗荣桓，而政治部主任则是那个从上海中央来的高个子四川人罗瑞卿。
现在，他们听了毛泽东的建议，都觉得有道理，只不过要走很多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一月十日，第二纵队到达了一个叫林畲的地方，毛泽东居住在塘堀村邱氏祖厝“诒燕第”，这里已在清流县境内了。
在林畲这个地方，第二纵队没有发现敌情，于是就在这里休整了七天。
由于这里没有党组织，红军到来后，许多老百姓都躲着他们，于是他们马上分兵到各个乡村去进行土地革命的宣传。
几天中，他们发动群众斗争地主，还把那些积极分子发展为党员，并建立党支部。而毛泽东呢，他依然是去做一些社会调查，然后进行分析研究，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参考。
一月十六日，第二纵队又出发了，他们进入了归化县。
接着，又用了四五天时间，走了一个大弓背，才算是真正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然后才开始翻武夷山。
在翻山中，只见白雪皑皑的山道上，一面面鲜艳的红旗在队伍中迎风飘扬，官兵们士气高昂，他们迎着风雪，冒着严寒，一会儿跨过溪流，一会儿又跳跃山涧……
这一路虽说辛苦，但没有敌情，这就是一支小部队在不幸中的万幸，让毛泽东倍感欣慰。这时，他突然注意起身边的贺子珍来，自从她和曾志离开后，话也少了，而且还经常愁眉苦脸的。
原来，她是有身孕了，感觉身体经常不适。这可能是每个女性都要经历的艰苦阶段，何况他们这是在戎马倥偬中。
关于怀孩子的事，毛泽东是体会不到的，以前杨开慧怀毛岸英的时候，他们倒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而且许多时候都是岳母向振熙在照顾。此时，他看见贺子珍随他一起行军颇显艰难，于是就让她骑着马，他步行给她牵马。
忽然之间，他马上想到，这贺子珍以后的肚子会越来越大，如果一直跟着他，敌情严重时要转移，那就麻烦了。
于是他决定，翻过山之后，还是让贺子珍到妇女队去，那里妇女很多，可以互相照顾。
到了山顶，毛泽东回望后面，那是紧紧跟来的人流，再看前面，到处都是不断涌动的人影，特别是那一面面的红旗，看起来在青翠碧绿的山林间分外的耀眼，一下就触动了他想写诗的愿望，于是就哼出了这样一串词来：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其实，这是一首“如梦令”的章法或节奏，让他一哼哼，居然就成了一首词。这个词当时是没有题目的，后来被编辑发表的时候，谢觉哉曾加了一个标题，叫“行军途中”，但毛泽东自己却改成了“元旦”，意思是这首词写在阴历正月初一前后。
这时却顾不了那么多，当他们刚到山下，就听见了激烈的枪声。
原来，有一股民团挡住了第二纵队的去路，他们仗着有二三百人的实力，居然敢对红军开枪拦截。
当纵队长曾士峨探明这些拦截他们的不是敌人的正规军时，三下五除二，不到两个小时就把他们给解决了。
原来，山的这一边，已经是广昌县的赤水乡了。
那个被击毙的官长，居然还是国民党广昌县的县长。
看来，这是他奉上峰的命令带着本县民团来前来阻击的，没想到这不是他们认为的小股赤匪，所以就把命都丢在这里了。
（3）
到了武夷山这边，毛泽东这才知道，朱德带着第一、三、四纵队已往吉安方向去了。看来那边敌军的守备有些空虚，这说明他们的思路是对的，从清流、宁化、归化翻越武夷山过来，已把赣敌金汉鼎的几个旅摔在了闽西，等他们明白过来，这边也就站住脚跟了。
在赤水这个地方，第二纵队休整了一天。
这一次他们没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因为毛泽东决定，得赶快去与主力部队会师，然后进入下一步的行动。
那时，天空却下起雪来。他建议，无论如何，必须得第二天动身。所以到了傍晚，曾士峨就下了命令，趁早睡觉，一更造饭，二更起床，三更出发。先去那个曾经到过的东固了解一下情况，看朱德、陈毅他们具体在哪个位置。党代表罗荣桓还强调，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铺草的，在未走之前，必须得还上。
第二天天不亮，第二纵队又出发了，大家的脚步都很快。
他们穿过广昌中部，直接往宁都北部而去。
待天亮后才发现，路上已是白茫茫的一片。
原来，天空还在飘落着雪花，但战士们急匆匆的那种脚步声，让毛泽东马上就想到在江西的局面可能在这一次千里转战中会被打开，于是也加快了步伐。这时，他充满了信心，看着眼前的雪景，在脑海中冒了一句“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急”。
忽然，毛泽东想到，这不是一句很好的诗句吗？
那就干脆把它做下去，于是他马上想到，他们刚翻山过来就遇到这大雪，马上就有了第二句“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尽管他和战士们在一起奔走，但好像已找到感觉了，如果再做两句，那，于是他想到走这么快干什么，要到哪里去呀？一句“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也有了，再想想去干什么，最后一句也就出来了“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这凑起来就是一首完整的《减字木兰花》：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其实，他们也就一千多人吧，哪来的十万工农？
但是，会欣赏的人都知道，这是写诗常用的夸张。不过，在毛泽东的眼里，也不一定全是夸张。他认为，这一行动只要打开局面，赣西、赣南和湘赣边就会连成一片，那可是二十多个县呢，这十万工农的红军不就有了吗？这是一句具有前瞻性的预言。
最近，他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已获得了一些的信息，广东军阀的混战只是一个序曲，而更大的军阀混战还在后面呢，只要国民党军互相之间打起来，那就顾不到他们了。
这就为创建“十万红军”的武装力量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
一月二十四日这天，第二纵队还没有走到东固，就在它的附近东韶，与主力部队汇合了。
当红四军在东韶会师后，毛泽东、朱德马上召开前委会，决定四个纵队就在这个东韶向四周各县展开活动。于是，他们把四个纵队分别派往宁都、乐安、永丰、滕田四个县去，要他们去充分发动群众，然后扩大地方武装为主力红军提供更多的兵员。
当时的具体决定是，第四纵队同宁都赤卫队和赣南红二十五纵队去南边的宁都开展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土地问题。
同时，为了对付金汉鼎第十二师那三个旅，第一纵队向乐安进军，第二纵队沿途打土豪到藤田境内，第三纵队去占领永丰。
结果这四个纵队中，第四纵队干得最好。
第四纵队队长是胡少海，党代表是来自闽西的张鼎丞。
在宁都活动的二十几天里，他们在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的指引下，不但把宁都的红色区域扩大了，而且还纠正了那里地方党的思想涣散和工作不力的毛病。在分配土地、组织地方苏维埃、建设地方武装方面，也做得很好。
其他纵队还干不过新建立的第四纵队，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其他纵队所去的地方还没有地方党组织，这就给他们增加了难度，这也充分说明，没有地方党的配合，革命的难度就会更大。
（4）
现在来说吉安这边，在红四军还没有过来之前，红五军就已从湘鄂赣那边过来了，而且还兵临城下，准备把吉安围起来，给它来个连根拔掉。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吉安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它处于赣江西岸，是国民党在江西西部的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
以前，在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和第九师师长杨池生“围剿”井冈山红军时，就是以这个吉安作为大本营集结军队的，现在这里是谭道源第五十师一百四十八旅成光耀部在镇守。
但是，这里也不是他们滴水不漏固若金汤的地方，其城里早就有中共赣西特委在活动，还曾设想就在这个国民党的军事重镇，举行一次以兵变为主的武装暴动。
原来，就在这个吉安县城的东南方向一百多里地，就是共产党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从这里到东固，一旦经过了值夏，以南的陂头、新安、富田，已逐渐被共产党的地方武装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所控制。当国民党的军队在赣西出现空虚时，这些地方共产党的活动也就越来越频繁。
今年一月，当红五军的前锋部队到达遂川与万安交界的地方时，与中共赣西特委联系上了，此时这个特委的书记已换成了刘士奇。
原来，中共赣西特委的机关是秘密隐藏在吉安城中的，但在去年的十一月，却被敌人给破坏了，同时还对驻扎在东固一带的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实行“清剿”，逼得李文林他们只好把部队往赣东一带撤退。
那时，活动在吉安北部延福的独立第三团，也遭到了围攻。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驻扎在吉安城中的谭道源第五十师成光耀那个旅，在破获城里共产党组织时发现他们正在准备掀起一场以“兵变”为中心的大暴动，马上恼羞成怒，于是四面出击，企图把吉安周边的共产党组织以及他们的游击武装通统消灭。
说到这个“兵变”，那是中共赣西特委准备了三个多月的一个计划，其具体内容就是准备把驻扎在各区乡的国民党地方靖卫团通统组织起来实行大暴动，让他们加入红军。因为负责各区乡靖卫团的县大队队长罗炳辉是秘密的共产党员，由他直接指挥的有一百八十多人，此外他还能调动附近八个乡的靖卫团，人数加起来就有七八百。
但遗憾的是，这个计划并没有顺利实现。当城中党组织被破坏后，罗炳辉只带走本部的一百八十多人，然后加入了东固这边的红军，被改编为独立第五团。
那时任中共赣西特委书记的是王伯元，他原来是冯任在十月中旬离开赣西回省委后由第二次赣西党的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而如今也在吉安城中被敌人逮捕了。
王伯元之前，是冯任在担任特委书记。他是去年四月由中共江西省委派到吉安来的。在此之前，他是中共江西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还代理过省委书记。
一到吉安，冯任就立即派出巡视员到各地巡视，以恢复与整顿党的组织为目的。一个月后，在东固召开的赣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冯如被正式选举为新的中共赣西特委书记。接着，他把城区工作同农村工作、组织工作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使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恢复忽和发展。
在此期间，在冯任领导下的中共赣西特委，还建立了交通分局，恢复了与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特委、赣南特委的联系。
那时，驻扎在值夏的县靖卫大队队长名叫罗炳辉，对上司分派抓捕共产党的行动有些“消极怠工，阳奉阴违”，这让冯任知道后，马上就打起了策反罗炳辉“阵前起义”的主意。
原来，罗炳辉是云南人，本来在朱培德的军队里担任营长，因为他刚毅耿直，不善于阿谀奉承，这就得罪了不少贪腐的上司，致使他在江西编遣军队的时候居然被遣送了出来。
关于这事，罗炳辉还专门去找过朱培德。但朱培德在肯定他有战功的同时，却谴责他头脑不开窍，说那些贪官他都惹不起，最后写了一封信给广东的陈铭枢要罗炳辉去投奔。但当罗炳辉到广州后听说陈铭枢坠楼受伤，就不好意思去打扰了。
在广州，罗炳辉开始了自谋生路，被曾经在云南当兵的杨连长推荐到黄埔军校当一个区队长，但他觉得不习惯搞军事教育只适合到战场上去厮杀，于是又回到云南人统治的江西。结果回到江西后 又几经波折，才被老上司金汉鼎推荐，到这个吉安县来就任靖卫大队的队长。
罗炳辉原名罗德富，是云南彝良人，他到任后，利用工作之便，了解到了在吉安的很多有关共产党和红军的事情，但都不和他以前听见的那些宣传一样。记得在最开始的时候，靖卫队捉到了十几个“共匪”嫌疑犯，于是就让罗炳辉亲自来审问，结果他一审才搞清楚，这些人哪里是什么“匪”，分明就是当地一些走投无路的穷苦人。于是，就把他们放了。
这些事情虽出自于他的求真与务实，但却被那些被放的人看在眼里，认为这个大队长在骨子里是同情受苦人的，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说了。这样，就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特委书记冯任的耳朵里，于是冯任就决定这种人，一定要争取他调转枪口为老百姓办事，然后动用了在南昌的整个中共地下组织，终于找到了一个能说服罗炳辉投诚的人，他就是曾在金汉鼎军中任过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赵醒吾。
原来赵醒吾也是云南人，在大革命时期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还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当过朱培德所管辖的拱卫军参谋，在北伐前夕是他最先进入江西与北洋军阀麾下的云南人杨如轩联络要他归顺国民党，这样才有后来杨如轩在朱培德手下任第二十七师师长的历史。
此时，赵醒吾在上海隐蔽，他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就以老朋友的身份给罗炳辉写了一封信，劝他在靖卫队里好好干，一有机会还可以争取重新回到正规军，然后就从国家、民族的高度劝他要为当地人造福做好事，不要像一些靖卫团尽做欺负老百姓的事。
通过几次信，看看火候差不多了，在七月间，赵醒吾就以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吉安，先与赣西特委书记冯任取得了联系，然后才去靖卫大队专访罗炳辉。
（5）
当赵醒吾见到罗炳辉后，罗炳辉感到很高兴。在当天夜里，他们就进行了一次长谈，而且是关键性的谈话。
赵醒吾问罗炳辉：“国民党有政权，共产党有工农，你看，谁的力量大？”
罗炳辉想了想，觉得应该是国民党力量大，因为他们有政权，还有枪和炮，而工人农民虽然多，但赤手空拳只能被宰割，于是就说：“国民党的力量大，它有权，还有枪有炮！”
赵醒吾说：“不对，你看看中国历朝历代就知道了，决定胜败的因素不在谁武器多，而在民心向着谁。古人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今天我们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经过多次的证明。所以我认为，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共产党，力量才真正大。”
罗炳辉问：“共产党具体有哪些主张？”
“他们主张依靠工农。”赵醒吾说，“建立一个平等、富庶、公正的国家。”
罗炳辉却说：“他们的建国理想很好，但我觉得他们拿着枪和政府对着干就不太好。国家本来就灾难深重，再打起内战来，就更穷更没有出路！”
赵醒吾说：“我们也希望不拿枪，但是你睁眼看看，在上海，在南京，在广州，工农群众手中没有武器，就随便被蒋介石的军队乱砍滥杀。你知道吗？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那天，一个上午，在上海的宝山路，蒋介石下令架起机枪横扫赤手空拳的工人，就有几千人倒下，血水染红了整个路面，尸体堆成了小山。所以你说，共产党不把工农武装起来，与他们刀对刀，枪对枪地干，要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的国家，行吗？”
赵醒吾继续说：“你可以看看历史，明朝末年李自成不拉队伍没有武器，他能攻进北京城吗？几十年前的洪秀全不拉队伍没有武器，他能建立太平天国吗？辛亥革命如果不是新军拿起武器在武昌起义，那个封建皇帝溥仪能退位吗？现在，蒋介石掌握的政权名义上是国民政府，但他们是背叛了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右翼反动政府，这个政府下的军队，都是用来打内战的，甚至是随意屠杀工农群众。你说工农群众不拿起武器来反抗，行吗？”
接着，赵醒吾又进一步启发道：“我们在北伐时从广东出发，呼的是什么口号?”
“打倒贪官污吏、豪绅地主、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工农解放……”罗炳辉毫不犹豫地回答。
“你说得对，现在我们也应该继续呼这个口号！”赵醒吾说。
俗话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与赵醒吾谈话后，罗炳辉就像在一间黑屋里突然看见了一丝光亮，心里开始亮堂起来。
经过三天的交谈，赵醒吾让罗炳辉终于懂得了很多道理，于是他便下定了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一起来闹革命。
就这样，赵醒吾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中共赣西特委书记冯任。
不久，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蔡申熙也来到了吉安，这样他就和冯任一起，亲自去找罗炳辉谈话，向他介绍入党前的程序和作为一名党员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还承诺，只要他听党的指挥，他们俩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罗炳辉一听，欣然同意，于是就在七月九日那天夜里，他们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让罗炳辉在党旗前宣了誓，被正式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然后，党组织让他化名“罗南煌”，在靖卫大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
那时，罗炳辉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他负责管辖的几个乡的靖卫队串联起来，在条件成熟时，举行武装大暴动，然后加入到红军的阵营。
（6）
转眼之间三个月过去，罗炳辉已秘密为党做了好几件事。
首先是在第一时间，通知被抓捕人员提前转移。因为他的靖卫队，本来就是国民党地方政权用来抓捕共产党员的，所以他首先知道要抓捕谁，只有这里面有共产党员，他都是先提前通知然后才缓缓去抓人，这样一次也没有抓住自己的同志。
十月份的时候，赵醒吾来到吉安，和罗炳辉商议，说是党组织决定以他掌握的吉安靖卫大队为基础，再联合杨必恭的靖卫队，在地方红军独立第二、三、四团的配合下，准备在十一月七日的前夕，也就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前夜，举行以吉安为中心的武装大暴动。
可这个事情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不幸的事却发生了。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曾道鳞叛变，在九江的中共江西省委被查抄。
敌方在抄出的文件中，发现有“罗杨两部的工作须即予以加强”的字句，这里的罗是指罗炳辉，杨指的是杨必恭。同时，他们还发现，南昌有一家小报也登出过“赵某往来吉安策划，罗杨有异动......希吉安当局予以注意”等消息。
这一下，偌大的秘密却被他们知道了。于是，马上通知吉安方面，抓捕还在吉安活动的赵醒吾。
顿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吉安，使正在那里紧张工作的赵醒吾已感到情况不妙，但他也希望这些迹象与他所做的事无关，毕竟他在吉安并没有暴露身份。哪知七算不如八算，国民党一个电报就从南昌发到吉安，这要抓谁还不是探囊取物一番。
此时，原特委书记冯任已被调走，而新上任的王伯元却还没有进入角色，在联络靖卫队方面，只有赵醒吾才行。结果，就在他们纪念十月革命这一天，也就是十一月七日，驻吉安的成光耀旅就开始布置军队实行全城大搜捕，结果在第二天凌晨，赵醒吾却不幸被捕。
此时罗炳辉不在吉安，而在靖卫团驻扎地值夏。
吉安县是一个从西北到东南走向的狭长地形。值夏是一个圩镇，在吉安县城东南的四十里处，再往前走一百里就是东固。
当罗炳辉知道城中党组织遭到破坏，赵醒吾被捕后，马上召集下属商议对策。此时，他并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而只是说，由于他们在闹军饷，县长游本人来了命令要他把队伍带回城中整顿，但是此去可能凶多吉少，搞不好会被解除武装。于是，他征求大家的意见，问该怎么办？
一时间，大家七嘴八舌，说出来的话几乎都是不着边际的抱怨与谩骂，可见在关键时刻，如果群龙无首，那就是一个不攻自破的结局。
最后，还是他给大家提出了三个任其选择的办法：
第一，把他们带回城中，这个结果可能被成光耀的正规军缴械；
第二，带他们远离此地，到别的地方去谋出路；
第三，与东固的红军合作。
有人一听，觉得第二，第三两个办法风险都很大，还是回城去向上峰解释清楚最好。毕竟，他们对后两条顾虑重重。他们是专门捕捉共产党的靖卫队，要去与红军合作，那不是往老虎口里送食。再说那另谋出路，怎么谋呀，总不可能去占山为王当土匪吧？！
罗炳辉听了他们的话，然后对这三条一一做了分析，并说红军并不可怕，他们都是那些没钱没势的穷人队伍，是专门反对地方恶霸和贪官污吏的，对于靖卫团来说，你不去捕捉他们，他们也不会把你当仇人。
正说着这些，外面哨兵却带着一个当地的农民来报信，说他是从县城回来的。他亲自看见成光耀旅的一个团已出动，正在往这边过来。
这一下，大家才慌了，于是都纷纷说：“大队长觉得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
毕竟，他们才一百八十人，与一个团抗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罗炳辉才说：“当土匪我也不愿意，看来只有去投东固的红军了！”
其实，这是罗炳辉早就安排好了的一个环节。他怕有人不听他的，这才花了二十个大洋叫当地的一个农民来谎报军情，这才好把自己的主张拿出来。就这样，大家只有听他这个大队长的了。
然后他们一直往南，走向东固，但到了新圩，就有人来联络他们了。再往南，就是富田，这时中共江西省委、赣西特委的领导蔡升熙、江汉波、刘士奇、曾炳春、曾山等，都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接着，部队在富田进行了整训，然后被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由罗炳辉任团长。
（7）
赵醒吾被捕后，敌人马上把他当“宝贝”，严加看管了起来。
为了获得中共在吉安的地下组织以及参加暴动的全部人员名单，敌方对他简直是不择手段地进行利诱、折磨与摧残。
但是，赵醒吾却没有让他们得到任何所需要的东西。
他先是被押在军警督察处，那里对他进行了秘密审讯。
审讯者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赵醒吾答道:“我不但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一个老国民党员!”
他的话也对，因为在大革命时期，许多人都是双重身份。
“吉安有多少共产党？他们具体在哪些地方？”审讯者问道。
“吉安的共产党员很多，在你们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到处都是，他们在看着你们，谁做了好事，谁干了坏事，他们都心里有数，将来总有一天会给你们算总账的！”
敌人审讯了几次，得到的基本都是这种调侃式的话语，而且有时还感到有一种错觉，好像审讯者在被审判。
这是赵醒吾在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看得太深，所以从骨子里就一直瞧不上他们，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得趁机把他们的这些残渣余孽们给数落一番。
“看来，在这个姓赵的口中是得不到什么的！”那个审讯者对他的上司说，“这种人，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是绝不开口的！”
于是，刽子手们就开始对赵醒吾用刑。什么拨眉毛、敲牙齿、踩软杆、烙火印、夹手指、跪碎瓷、“老牛拔桩”、“鸭子浮水”，一起上。
当赵醒吾昏死过去时，刽子手们就用冷水把他浇醒，然后又继续用刑。多少次，赵醒吾都被他们搞得死去活来，但依然得不到什么。
最后，逼得他们实在是无计可施，这才将他处以极刑。
（8）
一九三〇年的二月五日，是农历正月初七日。
这一天，天气阴沉，在赣江上游的吉安南部一带，好像有一场暴风雪就要来临。
在中国传统的春节中，初七日预示着“人”的命运。
这是根据汉代东方的《占书》和女娲造物的传说来确定的，它把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初十都看得很重，认为这每一天都对应着世上的一个主要的物种。如果那一天天气好，是个大晴天，说明这个物种在这一年中就有好的命运；如果那一天的天气不好，阴天下雪，那就预示着它对应的那个物种，在这一年中可能会遭受灾难。
按照那上面的说法，从初一到初十，其对应的物种分别是“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九豆，十棉花”，意思是，如果初一天晴，说明在本年中家禽兴旺；以此类推，初八天晴，本年就应该是五谷丰登。
当然，如果初七那天天气阴暗，甚至下雪，那就预示着在本年中人间会灾祸不断，甚至是兵燹连绵。
不过，关于“兵燹”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那就是不管你在正月初七这一天所遇到的是晴天还是阴天，可能都是战祸不断，灾祸连年！
因为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为了争夺既得利益而进行的混战，那是避免不了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革命的烽火席到全国各地，那也是不可避免的；由此而激起反动派的镇压，导致了许多人都流血牺牲，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些一来一往的争斗，都会导致许多地方经济萧条，食不果腹，民不聊生。
就在二月五日这一天，在乐安县通往吉安县的乡间小路上，有三个人骑着马，在雪地里狂奔。当遇到平坦一点的大道时，还向马屁股狠狠地抽几鞭，希望马跑得更快一些。
这三个人，分别是毛泽东、熊寿祺和宋裕和。
最近，他们与中共赣西特委联系上了，现在是受这个特委的邀请，到吉安南边的陂头村去参加一个由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共同举行的联席会议。
关于这种联席会，其实在一月十八日那天，中共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红六军代表、红五军代表已在遂川的雩田开过一次了。但那一天，红四军正在翻越武夷山，赣南特委也没有来。
现在，红四军过来了，由于国民党的两广战争导致了他们在赣西南的兵力空虚，这正好是红军开始发展壮大的时候，所以，有许多具体部署该怎么确定，没有红四军的参与肯定是不行的，这样就还需要召开一次更大规模的联席会议。
于是，红四军前委就组成了三人参加的代表团来了，他们就是毛泽东、熊寿祺和宋裕和。
说到这个赣西特委，自它的机关在去年十一月被破坏后，省委马上又把秘书长刘士奇调来担任中共赣西特委书记，然后把机关秘密设在了值夏以南不远的陂头村。
今天，毛泽东他们要去开会，就是去那个陂头。
现在赣西这边，当红六军成立时，刘士奇被任命为党代表，同时还兼任中共赣西特委书记，这样许多事就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了。好在他听说红四军从闽西那边过来了，于是就派人去联络，结果在藤田，他们遇到了毛泽东，并向他汇报了目前赣西的情况，这才使毛泽东决定，先派代表来参加联席会议。
目前在赣南或赣西南的这盘棋该怎么下？还是个在举棋不定的时候。虽说赣江西岸已被红五军全占领了，但在东岸，却面临着两个军事重镇，一个是北边的吉安，一个是南边的赣州，如果单靠红五军和红六军的力量，去进攻吉安或者赣州，那肯定是极其吃力的，但如果把红四军联合起来，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都认为，这开辟根据地的事，离开了红四军，肯定是不行的 。
就这样，在陂头召开一个各方面都参加的联席会议，也就顺理成章了。
（9）
当毛泽东他们到了陂头后，作为赣江西岸的红五军、红六军代表也到了，还包括那个中央巡视员彭清泉。
准确地说，红五军代表没来，或者说他们已让红六军军长黄公略代理，因为在这之前，黄公略不是红五军的副军长吗？
关于红五军没到，那是因为被派来的代表滕代远骑马走到了赣江西岸，却没有找到渡船，再说这马也需要坐船，一般的小船是不可能载着过江的，所以滕代远就让地下交通员送来一个消息，让黄公略代理红五军开会。
对于第六军的组建，彭德怀和滕代远是大力支持的，并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在雩田会议上，滕代远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这次会议他们不来，看来也没多大的关系，反正他们也曾是红四军的第四纵队，对毛泽东领导红四军是彻底信服的。
此时，彭清泉一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毛委员，我对不起你，没保护好你！”
“哎呀，是潘心源呀！你居然还活着，我以为你那天被民团捉去，就回不来了！”一看是曾经随他去铜鼓的那个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毛泽东马上惊讶起来。
原在，他们早就认识。那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八日，他俩从安源奔铜鼓，准备去苏先骏那个第三团，但在浏阳张家坊被当地的民团拦住了，当时潘心源被捉，毛泽东却借助身上有几个大洋，于是就把这些钱撒了出去，然后机智逃脱。后来的事，他们互相都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了，今天在这里重逢，真是又惊又喜。
这时，毛泽东听说，这潘心源已不叫“潘心源”了，而叫彭清泉，同时还是中央巡视员，于是就风趣地说：“几年不见，我们的小潘同志真是长进步了，现在已成了我们的钦差大臣！”
“钦差大臣嘛，倒是不敢当！”彭清泉谦虚地说，“我来到这里却是人地生熟的，也没有经验，所以许多事还得向您求教呢。”
他们正说着话，黄公略和刘士奇走了过来。
这时，彭清泉马上给毛泽东介绍：“毛委员，这就是原留在湘鄂赣边的红五军第二纵队队长黄公略同志。”
毛泽东马上和他握手，然后仔细一看，发现黄公略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还细皮嫩肉的，很像一个女人，于是幽默地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我以为你肯定是一个高大壮实的绿林英雄，没想到你却是一位婷婷玉立的小家碧玉。听说你们在组建红六军，这是天大的好事哟！”
然后，他又和东道主刘士奇握手。结果这刘士奇也五官端正，又是一个美男子。此时他化名李振邦，这个毛泽东却不知道，他只听贺子珍说，她妹妹贺怡已经出嫁了，嫁给一个叫刘士奇的人，他还不知道这刘士奇长得怎么样呢？于是，他笑着问道：“李书记，你认识刘士奇吗？”
刘士奇心里一惊，马上摇了摇头，说道：“不认识！”
毛泽东这才说：“就是贺怡的丈夫，那个永新县贺子珍的妹妹呢？”
“哦，她呀，今天要来开会，等一会儿你就会见到她。”刘士奇笑着说。
他们正说着话，毛泽东在人丛中发现了李文林，于是笑着主动向他招手。这时李文林把曾山拉过来，给毛泽东介绍。
毛泽东第一次见曾山，原来这是一个削瘦的人，脸上虽刻满了皱纹，但眼神却放着光。
曾山就是吉安本地人，他的哥哥就是曾经在赣南任特委书记的曾延生。曾山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完全是他哥哥曾延生的引领。
可惜现在曾延生已不在人世，那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当他从赣西回到赣南正组织当地的暴动时，在赣县县城的中共赣南特委机关遭破坏，夫妻双双伙同其他十三人一起被捕，结果被国民党全部杀害。
现在，曾山是中共赣西特委委员、组织部长、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
（10）
二月六日，经大家协商，先举行一个预备会议，以了解赣西目前各方面的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时此刻，在这里的“六大”中央委员只有毛泽东一人，再加上他又是红四军的前委书记，所以大家一致推举他来主持这个会议。
其实在未来之前，毛泽东就开始在考虑对赣西、赣南将如何去打开局面，如今各方面的力量却早已汇聚，就等他这个红四军主力过来点将了，心里也不免有些欣慰。
看来这赣西特委，在红四军不在这里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现在应该是解决的时候了，不然会养痈遗患。
这是一些什么问题呢？听刘士奇的介绍，毛泽东才知道，一些干部已不听特委的领导，我行我素，而且把革命当成“肥己”的工具。按照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说法，那是一种“反革命的现象”。
他在给中央写信时说，党的领导权居然落在了地主富农手里，所以有“反对抗租抗债”的，有“同志的租债不准抗”的，有请求上级批准其“保护同志的产业”的决议的，有“好的土地要分配同志”的，有取消“雇农工会”的，还有分土地只分豪绅反动派而不分地主的，这些人被一般的群众称之为“党官”。
当时在赣西的吉安以北，已存在四大党官，他们是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四人。这些人一方面借助封建势力的关系，抓住一部分群众，一方面还通过权力，抓住了地方武装独立第三团。
当赣西特委发现这一情况后，通过群众斗争使这班党官们逐渐失势，但通知他们到特委来训练，却托故不来，还秘密购枪组织游击队，并多方吸收地痞流氓加入对当地的革命委员会构成了威胁，还造谣党对同志要杀死，又声言要杀几个同志。
江汉波给中央的这个报告无疑是真实的，但他与赣西特委在分配土地上又存在严重分歧，也需要在这个联席会上给予解决。
江汉波只是他的一个化名，其真实名字叫张怀万。
他主张按劳动力分配土地；而以刘士奇、曾山为代表的中共赣西特委，却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
关于按人口分还是按劳动力分，在井冈山时，也遇到过这个情况，但经过实践，发现按劳动力分配有弊病，所以后来改成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个标准。
但是这个江汉波却顽固不化，一直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就不得不引起公愤，所以在这个预备会上，大家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纷纷要求开除他的党籍。
按理说，由于认知的差异，有分歧也属正常，但还不至于被开除党籍。但此时，毛泽东看见江汉波犯了众怒，也就不好说什么，只好让大家举手表决。
结果，同意开除江汉波党籍的人占了一半以上，这就不得不宣布通过，并把这个决定写进会议的决议案中。
（11）
二月七日那天，正是“二七”大罢工的纪念日，会议正式开始。
“二七”大罢工，又称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一九二三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所掀起的第一次高潮，也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罢工。
如今掰着指头算，已整整七年了。
所以，为了纪念这次罢工，这个陂头会议，也叫“二七”会议。
当时，出席会议的有五十多人，他们是红四军前委代表毛泽东、熊寿琪、宋裕和，中共赣西特委代表刘士奇（化名李振邦），然后就是曾山、刘和谦、许伯年、胡品。红五军代表，由黄公略代理。红六军代表有黄公略、王如痴、刘士奇、姚起华。
此外，还有正在参加赣西特委扩大会的代表和青年团的代表、苏维埃的代表，然后就是东固、延福、纯化、万福、阜田等十二个区的区委负责人，以及泰和、吉水县委的负责人。
江汉波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会议依然由毛泽东主持。在会上，他还作了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
在报告中，他介绍了红四军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其精神实质就是“党指挥枪”，并说明要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才能建立起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会议就土地分配、政治形势、红军、苏维埃和党的组织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决议，其内容主要有：
一、决定将中共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和赣南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由刘士奇任书记，并决定召开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赣西南党的领导机关，统一赣西南地区的领导。
二、确定了中共赣西南特委的主要任务，即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武装。
三、明确了攻打吉安的总目标，并作出战略和战役部署。
四、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四、五、六军及赣西南、闽西、东江特委的指导机关。指定毛泽东、郭贞、曾山、王怀、方志敏、朱德、潘心源、黄公略、刘士奇、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滕代远十七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任书记。
五、确定了分配土地的政策。围绕土地的没收和分配问题，会上尽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实际情况中来，按人口分配。
六、决定对吉安北路地区的“四大党官”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处以死刑，并批判和处理了江汉波，把他开除党籍。
这次会议尽管出现了一些瑕疵，但在中共历史上却是很重要的。首先，它解决了赣西南党内对于土地等问题的争论，通过了按人口分配土地，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适当调整的原则，并根据《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执行以来的经验，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或者也叫《二七土地法》。
同时，这次会议还明确了斗争的方向，统一了赣西南党内的思想与行动，对加强党在这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后来红军的壮大发展乃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都起到了一个奠基礼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