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周五，丁克儒老师在电话中说：“书到了。”
这本书，是他的巨著长篇小说《双凤记》。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0出版。朱红色封皮，露白的书名以及双凤盘飞古典图案，给人以厚重典雅之感。书厚五百多页，十六开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作为学生的晚辈们，跟他开玩笑：“棺材里当枕头的东西终于有了。”
然而，我们知道，这本书是他的“第二个女儿”。他在书的封底，说了一句话：“三十年苦心构思，十余载呕血创作，八易其稿，古稀之年成此作，此生无憾矣。”
我心里明白，这部书的出版，意味着文学大匠的诞生，虽然他已年过古稀。
执着
文学梦，是上世纪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之后，文艺青年最大的梦想和最热的追求。禁锢破除了，思想解放了，热情奔涌，能量迸发，然而，国家“四个现代化”刚刚起步，各行各业都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不能为无数沸腾的热血提供畅通的渠道，没有更多的就业岗位去释放人们的劳动和创造的能量。于是乎，拿起笔来，首先释放自己的思想能量，似乎成为一种时尚潮流。这大概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当代文学春潮再起的原因之一吧。
受社会大环境耳濡目染的丁克儒，这时是公司六十二车间的一名检验工。他开始了他的追梦之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创作剧本开始，《彭总故乡行》、《左宗棠出塞》、《王妃流浪记》等先后获得了省部级创作奖。
他不满足于剧本的“简单化”，或者说，剧本在文学创作种类中历来被认为不是“含金量”最高的，在传统文学创作者眼里，“棺材里可以当枕头”的，只有长篇小说。故而，能构思写作并正式出版一部有分量的长篇小说，是无数文学创作者的最大理想和追求。
丁克儒要挑战自己，由创作剧本转笔创作小说。几个诤友听了他的想法，直言不讳。指出他的弱项，比如，文字功底不扎实，对方言不通晓，闭门造车编故事而不考虑读者市场，等等。他也正气地回答这些朋友：一年不行，我两年，两年不行，我十年。
2010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正式出版了，是纪传体的，叫《蒋经国初登政坛》，成稿于十多年前。华文出版社之所以出版这本书，是看中了这个题材，中国大陆没人写过。而丁克儒之所以写这本书，原因之一是，他1955年上的赣县中学，校址就是蒋经国当年任赣南专员时创建的正气中学。原因之二呢，这部长篇小说其实是他转写小说的大练笔，“一次实战演练”。这部长篇小说几乎没有给他带来好评，他心里太清楚了，“搁在书架上，我再也没有翻过”。
他在干嘛呢？1998年，为了潜心创作，他办理了病退手续，过起了苦行僧式的清贫生活。从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工笔下书。一些过去的小说腹稿，或简短构思提纲，在他的小楼里像嫩芽生长般逐渐清晰、逐渐饱满、逐渐灵动起来，并诞生了初稿。《明圆》、《永和殿》、《双凤记》、《人宝》等，伴着他，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他的笔端，活跃着无数书中的人物精灵，和他说着话，交流着感情，表露着矛盾。这些精灵的影子，可能没有问一个中心问题：“你创造我们出来，做什么？”
专注
“老小子，你把我dui（碓）咧的dui字，咋写？”丁克儒老师时不时给我打电话，讨论陕西方言有关问题。
我虽然是地道陕西人，然而陕西方言分了好几个区域，比如秦岭以南、关中、渭北、陕北，关中又分西府、东府、长安，方言的差别还是蛮大的。所以，他经常把我问懵咧！
为了学习地道的方言，他专门去了韩城的党家村，独自一个，不顾年高体弱，住了一宿，了解当地民俗风情以及人物故事。同时，还向身边学识渊博的中学语文老师请教文言文。
不耻下问。他没有架子，心态上把自己当一个学生。
在没有买电脑之前，他的创作室里，写字桌的台面是向上倾斜大约四十五度的，稿纸带暗格，一页约三百字。每天写满三页，任务即算完成。这近一千字的自定任务，都是他几经打腹稿的精华，很少有改动的地方，错别字几乎没有。
网络时代，没有电脑是不行的。尤其他知道键盘在淘汰笔的情况下，加上我们小字辈的鼓动，七十岁的他，“咬牙”买了电脑。“咬牙”不是因为买不起，而是这么大的岁数学电脑是个问题，不“咬牙”学习电脑看来是不行了。
他的电脑老师，是企业文化部杂志社的李玉峰编辑。因为要用拼音打字，而他的普通话发音不准，李玉峰让他买了一张好大的幼儿园拼音字母图表，牢牢贴在他电脑的正后方墙上，抬头即可看清楚。
“李老师，汇报一下，我今天打了一百个字。”他学习电脑那段时间，有时一天好几个电话，“骚扰”李老师。同时，还经常要李老师上他家，帮他解决他不懂不会的文档操作问题。
数年过去了，他已经成了一名熟练的“电脑打字员”，每天在电脑上写作一千字左右。然而，收发电子邮件的事，包括电脑临时问题，还得麻烦他的热心肠邻居买志敏。
他在努力与时代保持同步，完成自我的再一次超越。如果，没有如此的痴迷于创作，或专注于创作，七十岁的老人，能学会用电脑打字么？
超越
丁克儒没有给自己定一个宏伟目标，只定了一个超越自我的目标。不像有的人，志向很宏，目标很大，一辈子却没有完成。
问他，这么醉心于写作，为什么？他回答，给自己找乐，就像你们有爱好一样。有人爱好喝酒，我不喝，有人爱好抽烟，我不抽，有人爱好吹牛，我不吹牛。
再问他，写完了，出版不？他回答，能出也行，不出也行，反正让我自己掏钱去印刷，我不干。
《双凤记》修改完毕，他与出版社取得了联系。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高田宏，读完全书后，迅速与丁克儒签订了出版合同，并推荐给社里其他编辑看，总编辑审阅后，又让社长审阅，一致赞同《双凤记》是一部难得的现实主义佳作。高田宏称此书是“中国版的《乱世佳人》”。为了这部书问世，与读者见面，高田宏根据政策规定，对书中一位人物的部分细节包括对话等进行了推敲修改，并极其负责地将编辑意见反馈给作者。将近一年的修订时间里，高田宏连节假日都在寻思这部书，又将修改后的书稿，与同事和领导交换了意见，最终付梓印刷。
就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商榷出版事宜过程中，丁克儒对两位女主角其中之一，进行了“道德否定”，从而使该角色形象脱离脸谱化，增强了故事矛盾冲突的悬念。由此，又对书稿进行了数万字的增删，对细节对话逐一敲定。这次“否定”，是作者对自己的“否定之超越”。
高田宏问他，这部书有没有续篇？丁克儒回答，没有。高田宏说，我们感觉没有续篇太遗憾了。
是太遗憾了！丁克儒真正感到遗憾的是，没法再报答二哥对他这一生的恩情。《双凤记》后记里明确，这部书是“献给我的二哥”的。读罢后记，更能体会到，丁克儒一路从江西赣县走来，走过大半个中国，最后落脚在关中渭北那个靠近商鞅变法的地域。商鞅变法，乃国之自我超越；《双凤记》乃丁克儒之自我超越。个人不能超越自我，何来国之超越乎？！
前此天，女儿来电话，他馋女儿：“阎良大红枣刚下来，想吃不？”女儿在深圳那边说：“快，快，来一箱。”他放下电话，赶紧去买大红枣，给女儿发快递过去。
现在，他又有了一个女儿，名字叫《双凤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