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老师写在二十世纪末的一些报刊上的文章的集合。书中比较多的 讨论到的是笔者对“文革”时期的一些感悟和对当时社会生活上存在问题的一些看法。过去了二十年，虽然有些观点不可避免的有些过时，但我认为大多数观点仍然适用于今日，且不得不说直击今天社会的痛点。

首先，笔者与夫人李银河自一九八九年开始研究同性恋文化，不难想象，在那时的社会，同性恋绝对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因此笔者嘲讽道：“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在当时同性恋的话题不被接受无可厚非，但无法想象的是二十年后，我们的社会仍然有大部分人不能接受同性恋这个群体，甚至连这个话题也不可提及。偏见不可避免，但一些人借助网络对同性恋群体恶语相向，完全不顾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体面，其姿态之丑恶令人作呕。

其次，是笔者谈到对国产片和小说的看法，他认为文艺作品应该接受各种形式，不能只单单有弘扬主旋律这一种。二十年前笔者就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犀利的看法，但二十年后这一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更有甚于之前。近两年来，越来越多弘扬主旋律的作品被搬上银幕，仿佛只有切合时政，歌颂祖国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才能入得了大众的眼。然而新中国成立之时，我们就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作品一旦与政治沾上边，不可避免的就会变得单调乏味，甚至一味强调作品的政治性，可能会激起观众的反叛性格。

再次，笔者谈到传统道德，认为中国人太过注重传统品格，过分强调奉献牺牲，而不够注重个人需求。在过去的十几年这种情况我以为已经有所好转，但这两年来，我们又开始强调所谓的奉献，所谓的牺牲，就像书中所写：“国家的一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至于说知青的命比不上一根稻草，人家也没这么说。他们只说，算计自己的命值点什么，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崇高。”何为崇高，何为伟大。一味鼓励人们去奉献、去牺牲，这应当是一个正常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吗？我深不以为然。

最后还有一点，是中国公民在公共领域的权利与义务。原文中的观点是：“中国这地方有一种特别之处，那就是人只在家里（现在还要加上在单位里）负责任，出了门就没有了责任感。大家所到之处，既无权力，也无义务；所有的公立公德，全靠政府去管，但政府不可能处处管到，所以到处乱糟糟。”我认为笔者的这一论点真真是一针见血，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里依然存在这这样的想法，即在私人领域之外，其他一切与本人无关，不需为其负有责任。这就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在住户楼外随意乱扔的垃圾，以及旅游景点一些旅客的不文明现象。如何界定公民个人在公共领域的权利与义务，我认为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思考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