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那个男人的时候，我两岁，他也两岁。我们住的村子叫“七间房”。
岁月匆匆，一晃n年的n年过去了，往事如烟，弹指一挥间。
1948年的冬天，是个一穷二白的冬天。战争的硝烟还弥漫着东北大地，北风怒号，大雪纷飞。爸爸在和我离散2年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黄昏，背着我，踏着雪迎着风，走了一夜，再转火车，把我和妈妈接到了这个小山村。这里是爸爸的老家，虽说是老家，也没什么亲故了。除了我们大小三个人和一床用来包我的被子之外，屋里就一无所有了。屋外是一贫如洗的高家。唯一比我家强的是人丁兴旺——两个漂亮女儿和一个黑不溜湫的儿子。这个儿子好像是从煤堆里刨出来的，泥巴里滚出来的，黑得名副其实，所以大家都叫他黑子。他是我来到这个村子遇到的第一个小伙伴，我和这个男人的故事从此拉开了序幕。
三年后，爸爸当上镇里供销社的会计，我家就搬到了镇上，镇子离村子十多里路。虽说离黑子远了，但是他的两个姐姐时常把我接回来玩。不过那时他好像还没有正式的名字，我还是叫他黑子。他妈妈说：“你一来，黑子就乐颠了。”其实我何尝不是如此呢。镇上没有伙伴，没有小河，没有野花，没有蝴蝶。
我每次一回来，屁股都不着炕，就和黑子像鸟儿一样飞出去了。到园子里摘黄瓜，到小河里抓鱼，到山坡上采野花。但我从来不在他家住，因为他家的炕席破得东一块西一块，到处都是土。那时我家已今非昔比，算得上小康了。
三年之后，我们家又回归了，分到黑子家在的那个生产队，和他们家虽然不像原来住一个院子了，但也仅一道之隔，还是近邻。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了。
学校离家五六里路，那个村子叫蛤蟆河，所以学校就叫蛤蟆河小学。这是个中心小学，附近有六七个村子：西边是大崴子和金坑，东边是上桃山和下桃山，北边是七间房和甲黑。大大小小的孩子每天早晨像小溪一样往这里汇集，晚上又像泄洪一样，再从这里流向四方。
转到这个学校和黑子分在了一个班，大家都很开心。妈妈说，有黑子，上学放学有个伴，你就不用怕了。我没吭声，心里却想，那么黑，谁稀罕他啊！
黑子不是个乖小孩，淘气自不必说，还经常不写作业，动不动气得老师火冒三丈。我们的班主任姓陈，慈祥得有点婆婆妈妈的，根本就管不住他。老师就把管教黑子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几个“能干”的女生。
有一次他不听话，陈老师就叫他站到外面去。他往门上一靠，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嘟嘟囔囔地说：“你个老陈货，总管我！”我们几个看着无可奈何的陈老师，很是可怜她。决定治一治这个臭小子。班会课的时候，我们几个把他拉到讲台上“斗争”他，就像斗黄世仁一样。大家七嘴八舌地数落他，他也不吱声，低着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估计他也明白“好狗架不住一群狼”、“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我们把话说了一箩筐，他硬是充耳不闻。我们越说越气，你推一把我推一把，就把他推得靠在墙上了。他还是不肯承认错误，我实在气得不行，又觉得他丢了我们村的面子，就点着他的鼻子愤愤地说：“你哑巴了？有没有脸啊？耷拉个灌铅的脑袋……”我本来想说，你再撅，晚上不给你饭吃！但一想他晚上也不在我家吃饭啊！就把话咽回去了。
沉默是金，他不吱声，我们也没辙。斗争会不了了之。
放学了，他背起书包，第一个跑出了教室。我有点忐忑，怕他在路上报复我，因为那几个女生不跟我们同路，更何况男生都惧他三分呢。可等我收拾完书包出门一看，他傻乎乎地站在那笑呢，好像刚才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又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这些事他好像从来没跟家里报告过，他的姐姐们依然对我很好。二姐比我们高两个年级，每当春天桃花水冲断上学道路的时候，他二姐总是先把我背过河，然后再背他。
那年我们八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