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观看央视的一套科普性质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各大博物馆的珍贵藏品。现今，哪怕是国家电视台所播出的节目也会十分刻意地放在年轻人居多的视频网站上，如bilibili等，在选角，编排和脚本创作上都尝试更能贴合年轻人的口味。
在收看第三期的《国家宝藏》时，有一条滚动弹幕比较吸引笔者，并引发了一些节目之外的思考。这条滚动弹幕是一位不知名的年轻人所发的，当时节目正演出到烘托情感，将对国宝的赞扬上升到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上：
你可以不爱这个政府，但你必须要热爱这个国家和民族。
此言一出，也获得了许多赞赏和跟发。对于这位陌生人的论断，笔者有一些简单的思考。
在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简要的提取几个要素，即言者正在假定一种高于社会，规则，人及人性的强制力存在，而这种存在（在这个命题中）是被赋予国家和民族的。
这是否是正确的？或许可以暂且不论，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有待重新估定。在这篇短文中，笔者将会简单谈谈自己对「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的理解，以求能够明晰这个问题。
在人类政治史的演进中，民族的概念几乎一定是后天产生的，因这样一个概念似乎是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在情感上来说，我们趋向于将民族构造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且赋予它无限的边界和崇高的地位。而民族实际上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是说同一种语言，有同一种宗教，有同样的意识形态的群体吗？倘若这便是民族，那么这样的定义流动性太强，而且极容易变动，并没有强到足够让我们"必须"的地步。
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民族这个词汇的定义本身便是不明确的，或者说受到了一定知识上的限制的。有一种理解历史的倾向，便是把后天出现的概念放到它出现之前的历史中再进行一次「包装」，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因为我们是先进文明，且现在的城市干净异常，所以中世纪肮脏的城市便是落后文明的表现。」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城市卫生的概念似乎在中世纪的定义和现今人的定义失之千里，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定论。在「民族」的问题上，也是如此。部分历史研究者将民族这种由民族主义在近代后发建构的概念放到之前的历史中——这便是近似于一种「对过去的遗存强加秩序和形式以确保历史的连贯性」的尝试了。
现代的民族概念同古代的民族概念具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罗马人的「民族」本身是非常强调差异性的一个群体。任何自由人都可以成为罗马人，而非自由人被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如Latini（拉丁人），Peregrini（外邦人）等。这些并非罗马的市民阶级，可能是奴隶或从奴隶状态出来的Libertus（被解放的人）。但他们都是可以是罗马人。对罗马来说，他们的民族概念似乎只是用来做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区分，并非同现代国家中的民族那样，强调统一性和至高性。
也即是说，民族的概念在历史中是发生过变动的，并没有像现代社会中这样被明确地，粗暴放大过。这样的概念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并非一尘不变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质疑的是，我们是否「必须」对一种具有极高流动性的概念有热爱的情绪？因为，既然它的强制性会随着历史发生变动，是否便可以说这种强制性只是阶段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