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不喜欢父亲，唯一的原因就是觉得他太老实。

        他几乎从早到晚都不说话，只是偶尔和母亲谈起庄稼收成的时候，他的话才会比往日多上三五句，脸上也才会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

       他很少在家，除了农忙和春节。大部分时候他都在外打短工，用打短工挣来的分分角角养活我们一家大小，供我和两个弟弟读书。

       可他从来似乎都不关心我的学习。他没问过我上几年级，读什么书，做什么作业，老师叫什么名字，我和同学关系如何诸如此类。记忆里只有初二那一年的寒假，他才主动要我的通知书看，看完以后，面无表情的递给我，没有对我的成绩作任何的评价。      

       他的冷淡甚至让我怀疑我是不是他亲生的孩子。

       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因为村里小学只开设到四年级，我转到了另一个学校。开始，尚有四名小伙伴陪同前往，可还没等冬天的第一场雪飘下来，五个人就只剩了我一个。于是，天还未亮，我就一个人奔跑在前往学校的路上，无论晴天还是下雪，我都得一个人跑过麦田中的小道，爬一个长达十里的坡，然后气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进简陋的教室，继续我一个人的学业。

      春天来了，麦苗青青，春风和煦，吹得我的心也动荡不安。于是放学后就拖拉着不回家，一个人在原野上游荡——直到有一天，我失魂落魄的一路狂奔回家——我钻到村外荒僻的草丛里，遇到了蛇。  

      听我语不成句的讲述完我的遭遇，父亲没有起身，看了我一眼:“看你那点出息。”

      我是真的没有出息，因为我受到惊吓的时候，顺手把书包扔掉了。

      现在，我惊魂未定，两手空空。嗫嚅半天，我说：“大，你能不能帮我把书包捡回来？”

     他没有说话，只抽他的烟。我不敢让母亲去，因为我觉得母亲是女人，肯定怕蛇。半晌，他把烟袋往鞋上一磕，转身出去了，一会，就提着我的书包进了门。

       麦子渐渐长高，我去学校的时间也越来越早，终于在一个黑乎乎的早上，我站在窑里不肯出门。母亲说：“你送送娃吧。”“送啥，能有多害怕，真是的。”说这话的时候，他连我看都没看。我觉得我受了伤，一咬牙，一跺脚，就冲出了院子。

      我一路飞奔，跑过那麦子齐腰的麦田，上气不接下气的爬那个长坡。坡上一个人也没有，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喘气声和脚步声。我想哭，但一想到他的冷漠，我就发誓，以后死活都不会求他，甚至都暗下了决心，以后不叫他大。

       终于到了麦收的时候，收割过的麦田像被人理了发，麦茬整洁得出奇。我也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终于可以从容的穿过麦地去上学了。

    一天晚上，母亲问父亲，麦子收毕，是不是要出门做活，父亲没说话，依旧是抽他的烟，第二天早上，等我起床，父亲已经出了门。

       我的小考终于在父亲离家半月后来临了。考完试，我对母亲说：“我大不送我，我不也过来了么，谁离了谁还不能活。”临了还加上了一个加重了鼻音的“哼”。

      母亲惊讶了，看了我半天：“谁说你大没送你？他天天看你跑过麦地，跟到你后头看你上了坡才回来的。”

       我也惊讶了，所有的记忆一下子打开。怪不得，每次我爬到半坡回头看，总能看到麦田边有一个小小的人影。原来，那就是父亲，我那沉默的父亲，当我一路飞奔的时候，会在背后默默守望我的父亲。

      我惭愧异常，为我的幼稚和轻狂。

      后来，我独自一个人在离家十里，需要翻一个深沟的镇上上完了初中，又独自在县城上完了高中，一个人求学的路上，我不嫌孤单，因为我觉得，那个人他一直站在我的身后。

       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破天荒的主动要送我。一路上，他挑着行李走在前面，我甩着两手跟在后面。我只看到他的背影和偶尔飘到身后的青烟。我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说话，一路上都沉默得出奇。    

      上了车，父亲安顿好我的行李，跟售票员不断地交涉，让她给我在临窗的位置安排一个座位，人家很不耐烦，可父亲很固执的翻来覆去只说一句话：“我娃晕车哩。”或许他的固执让人家更不耐烦，售票员终于脸色难看的给我在临窗安排了一个座位。

       汽车要开动的时候，父亲用手扒着车窗，看着我，欲言又止。我低着头，不看他。

       终于，父亲被淹没在车轮卷起的飞尘里，汽车的后视镜里映出父亲挥手的姿势---有些笨拙，有些木讷。

      可不知怎的，我的眼泪就下来了，眼前不断出现那个麦田边小小的身影。

      父亲，我那老实的，拙于言词的父亲，把他的爱，全凝聚在了麦田边那个守望的姿势里。

       往后的日子，即使我天南海北的漂泊，可那个守望在麦田边的身影却越来越清晰，因为我知道，不论我走多远，有他的目光追随，我永远都不会觉得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