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楚国东部疆域主要是指楚东区域。关于楚东国的范围，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
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咸尹宜咎城钟离，薳启强城巢，然丹城州来。东国水，不可以城。彭生罢赖之师。
因东国发生大水，钟离、巢、州来都不可能筑城。钟离，在今安徽凤阳东淮河南岸；巢在今安徽六安东北；州来在今安徽凤台。可见，淮南当属于楚东国范围之内。又根据《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
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
说明，召陵也当在楚东国之内。召陵，在今河南郾城县东，位于陈、蔡、不羹、叶之间。从《左传》鲁昭公十三年记载的公子弃疾率陈、蔡、不羹、叶等之师起事来看，显然楚平王派屈罢所简的东国之兵是指陈、蔡、不羹、叶的军队。故方城之外的陈、蔡、不羹、叶也应属东国之内。因此，陈伟认为春秋之时楚“东国”大体是指淮水南北的楚东部领土。
淮河贯穿中国东西，将楚东国分为淮南、淮北两个部分。淮北部分主要为黄淮平原，即黄河以南、淮水以北、伏牛山以东、雎水以西的平原地区。在黄淮平原西部有汝、颍二水自西北向东南流过，构成淮北的汝颖地区，楚人出南阳盆地东北的方城口，即进入这一地区，争霸中原，因此，汝颖地区是楚人经营东国的基础，又是保障江汉间安全的屏障。淮南部分主要为江淮平原，指六安、舒城、霍山、巢湖等大别山以东地区，楚人与吴人征战于此，争夺对江淮间的控制权。之后我将就楚人经营东国的历程进行具体的分析，以说明楚东国疆域的拓展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
楚之东国地处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淮水流域，自新石器时代起就是我国南北文明的交汇地带，生活着众多的族群与部落。商、西周时期，淮水流域成为南北族群冲突与对峙的重要场所，周人于此封建了众多的诸侯国家，建立了以周人为主导的南土地缘政治体系，以拱卫王室，维护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然而，随着平王东迁，周人政治力量的衰落，其南土的地缘政治体系也处于瓦解之中。楚人乘势而崛起，一统于江汉之间，奠定了坚实的后方基础，遂开始北出方城，逐鹿中原。
此时的淮水流域除了周人分封的诸侯而外，还有分布着众多的方国和族群。在汝颍地区，主要有应、房、道、柏、沈、胡、养、蔡、顿、项、陈、许、厉等，在淮水中上游两岸地区则有江、息、弦、黄、蒋、蓼、樊、番、钟离、徐等，在淮南地区，有英、六、宗、巢、舒及群舒等。他们占据着不同的地理区域和节点，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地缘关系，成为楚人经营东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除了其中群舒的偃姓族群而外，在淮河流域还广泛地分布着以赢姓为主体的淮夷族群。夷人本是生活在山东的古老族群，称为“东夷”。周公的东征和齐、鲁的开疆，导致夷人向南流徙，进入淮泗间的徐地。周穆王的东征徐夷，又迫使夷人迁往淮河以南，并沿淮西进，散布在淮水的广大地区。他们有的沿汝、颖北上，既危及到周人中原地区的安全，又阻断交通，冲击着周人的南土地缘政治秩序。因此，从出土的铜器铭文来看，在西周中、晚期，周人与淮夷之间的斗争一直是南土地缘政治的主角。
为了抵御淮夷的入侵，维护周人的南土地缘政治秩序，在淮汝颍地，周宣王分封了一大批的同姓和异姓诸侯，其中的姬姓诸侯，被称为“汉阳诸姬”。从上述诸国的地望来看，王室分封的诸侯无不占据着最为有利的地形，在赢姓、偃姓方国的西边或北边，而贏姓、偃姓方国则多分布淮河的南岸或东侧，其西进北的路线正好被王朝的封国所控制。如姬姓的蔡、胡、应三国就控制了整条汝水的水道，并可方城内的申、吕、唐相呼应；而归姓胡国与顿、项、陈、许、郑则沿颖水一直排开，控制了整条颍水的水道，并与雒邑相呼应。息、弦阻碍了江、黄的西进，蒋、蓼遏制了英、六、群舒的北上。这些王朝的封国与江汉间的诸侯一起，构成了捍卫王室的屏障。他们成为这片地域上的一大政治势力。
除此之外，域内边沿还有郑、宋、鲁、卫等，域外还有齐、晋、吴、越等国。他们与楚人一样，都想成为这片土地的主宰，建立起以！爿己为主导的地缘政治秩序。关于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地缘格局，梁启超荷着很好的概括，其曰：
春秋之局，晋、楚对峙，宋、郑为之楔。宋稍畸于晋而郑稍偏于楚，亦若齐、秦之异趋也。鲁、卫则常宗晋，陈、蔡则常役楚。此八国者，左萦右拂，相对相当，以讳成春秋事迹。吴、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苍头特起，而全局几为之一变，其犹躔象之有彗星也。
如此复杂的地缘形势，对雄心万丈的楚国人来说是兼有利弊。有利的是楚人以江汉之间为基地，以方城要塞为门户，是进可攻、退可守，得地利之优势；楚人北出方城，东出冥辄，来往汉淮之间十分便利，不需劳师袭远。而晋、吴两国，虽有山河之利，但争霸中原，一要过黄河，一要渡长江，不得交通之便；齐国更有鲁、曹、宋等国相隔，假道伐远也甚为不便。不利的是大国相争，域内诸侯摇摆不定、叛服无常，导致楚人建立中原地缘政治体制时常处于飘摇之中，疆域得不到及时的巩固和发展，域内的政治整合与民族融合得不到加强。
早在春秋早期，楚人一统江汉流域，国力迅速强盛。《左传昭公七年》载申无宇说：“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强调了以法治国是楚国国力强大、疆域广阔的根本原因。而《左传哀公十七年》子谷则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珍于汝”，认为不拘一格重用人才才是楚国强大的真正动力以及封疆达到汝水的根本原因。虽然二者强调的原因不同，但达到的结果却是一样，即楚人拉开了开拓东国的序幕，达到了汝水之滨。
据《左传庄公十年》记载：
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妨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据《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
蔡哀后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吊而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灭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显然，楚人利用蔡、息两国之间的矛盾而涉足淮河流域，打败蔡人，并俘获其国君，破其国都，对楚人来说是很小的胜利，可谓是牛刀小试；而灭息置县，问津淮域，就楚人而言是莫大的智慧，可以称得上是锋芒暗藏了。
息国在淮水上游北岸，地当冥辄之口控制着渡淮河的重要港口，是通往汝水的门户，因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楚人占据息后，不仅保障了江汉间的安全，而且也获得了东进淮南、北上中原的关键据点，战略价值巨大。而蔡地处汝水上游，即今河南上蔡，不仅控制着汝水水道，而且也是通往陈、许、宋的交通要道，因此，占据了蔡就可以说占据了汝颍间的中心，战略价值也特别巨大。然楚在对待蔡、息的策略上却迥然不一，息被楚灭，纳入楚国疆域，而蔡却被楚存，成为楚人附庸。宄其原因，可能是蔡近中原，若灭，影响甚大，易招致诸侯恐慌，形成结盟，不利于楚人对淮域的开拓，服而存之，不仅符合周人礼制，而且也宣扬了楚人信义，易使中原诸侯亲近而服。息则远离中原，灭而置县，对中原来说影响甚小。
灭息两年后，楚人即挥师北上伐郑。《左传庄公十六年》载：“郑伯自栋入，缓告于楚。秋，楚伐郑，及栋，为不礼故也。”可见，楚人伐郑，是打着维护周礼的旗号，具有充分的理由。郑厉公复位，没有及时告于楚国，是对楚人的怠慢和轻视。郑居天下之中，都今河南新郑。春秋初期，经郑庄公小霸，在中原诸侯中实力稍强，甚有威望。楚伐郑，一则为惩罚郑的无礼，二则是要在中原诸侯中立威。
栋地是郑厉公仓皇出逃时所居之地，相当于郑国陪都，位于新郑西南里，即今河南禹州市。楚人到了栋地，其势力越过汝水上游而达到了颖水上游地区，地处方城口外、今沙河之上的应国己被楚人所灭，因为应国正好处在这次用兵的路线之上。应国的灭亡，保证了楚人对方城口的控制，保障了楚国核心地带——江汉流域的安全，而其出入方城也更加地方便。
占据息国旧地之后，楚人灭掉了信阳南的樊国，将息国与冥辄之间连成一片。公元前676年，即楚文王十四年，楚人在被巴人击败后，东向伐黄国。《左传 庄公十九年》载：“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踏陵。”由于息国近于黄国，因此这次文王伐黄，不一定是率战败之师而来，很可能是从息国调军参战。由于楚人有“非得胜之君不得入宫”的约束，所以文王取胜之后，即赶回郢都，于六月庚申病死于湫。
楚成王即位后，“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气以稳固江汉流域的秩序。成王六年，即公元前666年，令尹子元为演舞而伐郑，虽入郑都，然无功而返。这次伐郑，给中原诸侯震荡甚大，以至于成王十年，“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意图为郑人报复。
从楚成王十三年开始，楚人连续三年出兵伐郑。据《左传僖公元年》的记载，楚伐郑是因为郑与齐人亲近，意图谋楚。虽然俘获了郑聃伯，郑文公也打算投降，但由于诸侯的救援，楚人并没有达到征服郑国的目的。
齐是东方大国。齐桓公时，重用管仲，锐意改革，使得齐国国力极大增强，成为号令天下诸侯的实际霸主。因此，此时的齐国无疑成了楚人开疆拓土、建立霸业的障碍。为了打破齐人建立的中原地缘政治秩序，就必须征服齐的附庸国。由于郑国位于颖水的上游地区，不仅控制着东方诸侯朝觐周王室的要道，而且也处于中原的腹地，故此成为了楚人征伐的首选。对此形势，顾栋高有着很好的评论，其曰：
齐方图伯，楚亦浸强，北伐不已。陈、蔡、郑、许，适当其冲，郑之要害，尤在所先。中国得郑则可以拒楚，楚得郑则可以窥中国。故郑者，齐、楚必争之地也。
齐桓公率诸侯救郑，不仅成功地阻止了楚人战略目标的实现，而且还讨伐了楚的属国蔡，并拉拢江、黄、徐等国，形成了抗楚的联盟。公元前656年，即楚成王十六年，齐桓公率领齐、鲁、宋、陈、卫、曹、许、郑八国之师伐楚，次于险。由于双方都无作战的意愿，最后，齐、楚在召陵定盟。召陵之盟，齐国从表面上取得了胜利，限制了楚国的北向发展，而楚国的实力并没有遭到实质上的削弱。事实上，齐、楚之间的争霸较量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反而正式开始齐楚的争霸进程。
齐国的独大，招致了周王室的猜忌，因而唆使郑国背齐向楚。《左传僖公五年》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其文曰：
秋，诸侯盟。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汝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伯喜于王命而惧其不朝于齐也，故逃归不盟。孔叔止之曰：“国君不可以轻，轻则失亲，失亲患必至。病而乞盟，所丧多矣，君必悔之。”弗听，逃其师而归。
周王的行为，对以“尊王攘夷”为号召的齐人来说真是辛辣的讽刺。而郑文公的逃盟行为，也果然遭到了齐人的征伐。其明年，齐以六国联军伐郑，而楚人则北出方城，围许救郑。据《左传僖公六年》记载：
夏，诸侯伐郑，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围新密，郑所以不时城也。秋，楚子围许以救郑，诸侯救许，乃还。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銜壁，大夫衰绖，士舆櫬。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壁而祓之。焚其櫬，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
许国在郑国之南，是齐的盟国。六国弃郑救许，楚人稍退。六国联军全撤，许僖公见楚人仍在方城之外，旦夕可至，忧惧不已，遂与蔡穆侯至武城朝见楚成王，投降于楚，成为楚人的属国。
许人的附楚，巩固了楚人在汝颍间的疆域，北方的局面得以维系，从而让楚人有时间在江淮间开疆拓土。《春秋僖公二年》载：“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左传》云：“盟于贯，服江、黄也。”杜注曰：“江、黄，楚与国也，始来服齐，故为合诸侯。”江、黄为楚与国，当在据息灭樊时期，此时齐桓公强大，故背楚亲齐。楚成王十七年，楚人灭弦。《左传僖公五年》载：“楚斗谷於冤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可见，在淮河上游两岸形成了一个反楚亲齐的联盟，这当然为楚人所不容。继灭弦后，楚成王二十四年，楚人又灭黄。
弦、黄的灭亡，对于楚人在淮水中上游两岸及淮南的疆域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弦、黄处于淮水南岸最西段，紧邻大别山三关出口，是楚人翻越大别山所最先到达的地带，这里不仅最靠近汝水下游地区，是楚人渡淮水北上中原，必须经过的地区，又是最临近淮南的地区，是楚人进一步沿淮水流域东进的根据地。反过来说，从抵御南下或西来的敌人方面来说，这一地区也是楚人保卫东北方大别山关口的最好的一个缓冲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