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以为死亡离我很遥远，远到不必去担忧它所吞噬的一切。直到那天，我亲眼看见死亡正一点点吞咽那样实在的存在，让它逐渐沉没于回忆的汪洋。
我出生在一个叫青龙山的偏远山村。那里真是“山比人多”，我的童年就是这大山孕育的。爷爷曾说：“大山是这儿每个人的母亲。”我出生那天，他跑遍了群山，像是要告诉这位自然的母亲：他当爷爷了！
爷爷就像这大山一样，巍然而温暖，是我童年里一座安稳的庇护所。
乡里亲戚多，酒席也多，难免遇上两家同时办事。为了都照顾到，我们一家五口常分两路：奶奶和妈妈去一家，父亲、爷爷和我去另一家。
一到酒席，大人们就各自忙去了。像我一般大的孩子，因为不熟环境，只能呆坐在火盆前，望着烧得正旺的木炭出神。我总幻想自己能像大人那样系上围裙、戴起白手套，帮主人家烧菜端盘——那该是多有趣、多自豪的事！爷爷劝我：“趁着好时光，多交交朋友，这些事让大人忙就行。”或许怕我尴尬，他找来三四个同样呆坐火盆边的孩子。在那段安静的时光里，我们彼此对望，眼神相撞的一刻，竟像异乡人遇见同乡。渐渐地，在火花与木炭轻微的噼啪声中，响起了我们起伏的嬉笑声。
我最爱家乡的喜酒。这样的酒席不仅能吃喝玩乐，还能抢零钱。家乡有个风俗：落新房办酒时，主人家会把钱——面额小到一块、大到一百——和各类糖果混装成小袋，然后登上房顶，一把一把撒下来，这叫“喜从天降”。撒之前，总有漫长的山歌演唱，唱词我始终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用最地道的方言、最朴实的歌喉，唱出独属于故乡的天籁。
我不太懂得欣赏，那段时光便常在院子里四处晃荡。有时玩得忘了形，错过最好的抢夺时机，只能眼睁睁看着人群如墨点滴落宣纸般倏地绽开。我呆呆望着那些闪着银光的纸钱纷纷扬扬飘落，最终消失在无数只高举的手里。真后悔到处乱跑啊！要是乖乖坐在位子上，说不定那里面就有几张属于我了。
忽然，那团墨色的人影里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慢悠悠地、一摇一晃地向我靠近——是爷爷。他伸手从衣兜里掏出几颗糖，还有几张皱巴巴、揉成团的纸钱，微笑着递给我。那一刻，他脸上的皱纹仿佛绽开成了一朵花。
在我心里，爷爷好像什么都不怕。他能在山里逮野鸡、赶恶犬、喝退小偷，就连我唯一一次吃到的蛇肉，也是他从鸡圈里捉来的。
可是白酒，却像一场无法遏制的诅咒，悄悄为他贴上了恶魔的标签。
爷爷极爱酒。为了喝上好酒，他曾深入山林活捉几只食指粗的马蜂来泡酒。父亲说，他因此被蜇了满背的包。
他对酒的痴迷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有酒的宴席几乎少不了他。一见酒，他便如饥似渴一杯接一杯灌下去，仿佛永远无法满足内心对酒的渴求。于是酒精一次次侵蚀他的意识，某个被白酒浸泡出的“恶魔”，渐渐从他身体里长出来。每当夜幕降临，一切归于宁静，那“恶魔”便会撕碎这份安宁。我恨透那样的他，却只能躲进房间瑟瑟发抖。直到一场高烧在愈演愈烈的吵闹中迟迟不退。医生说，这是神经长期紧绷导致的体温失调。
那之后，爷爷扔了酒壶，砸了酒杯，对所有与酒有关的邀约都以“不方便”回绝。因为生病，我整天待在家里，常常透过窗户看见他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走出门去。那苍老的背影在光中渐渐模糊，变得不那么真切。而我的枕边，总会悄悄多出一盒裹卷、一袋洋芋片——只有爷爷记得我最爱吃什么。
后来，爷爷躺进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大木盒子，被几个人颤颤巍巍地抬了出去。一路上鞭炮声此起彼伏，从家门口一路响到山脚。我的爷爷就这样穿得整整齐齐、轻轻松松地在悲鸣声中上了山。
妈妈说：“他回到大山的怀抱，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我不完全这么想。他只是悄悄化成了一座小小的山，无声地、久久地，陪在我身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