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看到个说法，海龟的龟壳一开始是为了挖洞时固定身体用的，这种演化的代价就是严重降低了身体的灵活度。所有演化都是在可生存的前提下向实现片面的功能靠拢，宗教人士信奉物种存在的根本原因关系某个目的，而背后的决裁者就是上帝。
生物艺术的基底就是目的论，也是机械论的，生物的来去非可探讨的领域，这是神学的范畴，就算是极端的无神论者也会说现在的生物演化进程受到了人类的刻意控制。
行业制服已近乎于肉身的一部分，具备很强的社会身份识别性，等同于生物界的物种识别，对新人来说也能麻痹神经，生出些莫名的使命感来。若人类的肉身在较短时间内部分发生变异会发生什么？若变异本身符合某种既有语义，除了人类自身审美之外，还有已知的动物界对某些身体部位的标准划分，比如某种动物以犄角长短论资排辈，又会如何？这些也应该被考虑在内。
蜻蜓被灌输的寓意很少，李山尝试结合人类与蜻蜓的部分基因，目的是展示改变的可能性，其试图营造的不自然恰巧就是生物暂时抽离上帝裹挟的自然之处。
这里另外两个思考就是：生物艺术家是否在扮演第二、第三个上帝的角色？改变耕物性状后使其食用价值丢失是种自由化的体现吗？这本身还是站在人类的角度去看问题，蜀黍到玉米的变化让其在人类社会中有了更好的适应性，不必再在授粉上亲历亲为，这实际上是两个物种之间的互相依存。所以蜀黍可以是自由的，玉米也可以是自由的，改变本身是不自由的。追求无限的可能性是正当的，追求自由则是另一回事，这就像创新与革命不可同日而语一样。
第二个问题是生物艺术的技术门槛对表达的影响。李山算是中西方都倍加关注的中国生物艺术第一人这点无可非议，查阅其创作手稿也处处可见各种理论公式，这正如李山自己对生物艺术/工程的诠释。尤其作为非科班出身、没有特别系统学习背景的艺术家即便入了门，也可能过多地纠缠于生物学理论而忽视了内容表达。
实际李山并没有去讨论我格外期待的：人类形体的断崖变化对个人与社会形态的影响。他眼中的蜻蜓人似乎更倾向于是某种变异的昆虫而非人类。即便是艺术家，在做表达的时候也要拿捏民族主义和伦理道德的作用，唯我论者不得在向下表达时低头，原本用猴子活体参展的计划也以流产告终，这让艺术家意图表达的内容于受众来说更显晦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