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性情。因为日记，我们知道胡适最爱打麻将，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难耐，都得“打牌”“打牌”“打牌”，戒都戒不掉。

季羡林的日记更有趣：

1932.09.23 早晨只是坐班，坐得腚都痛了。

1932.12.21 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是在看大腿。

1933.04.29 因为女生宿舍开放，特别去看了一遍。一大半都不在屋里。

1934.03.13 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的什么东西？

1934.05.17 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片的，描写并不怎么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

这是季羡林在大三、大四时写的《清华园日记》，内容属实，绝无虚构，看完不禁一笑，原来大师也和常人一样，会看美女、骂教授，压抑的荷尔蒙无处发泄。

2003年，辽宁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季羡林的日记，看到这些边角料，觉得有点儿刺眼、有损大师的身份，便向季羡林建议做适当删减。

季羡林坚决不同意：“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不删。我70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其实，删了，没有任何不妥，自己改自己的东西，再正常不过，但季羡林不删。他认为那是真实的自己，又何须掩饰。他不是圣人，更不想用圣人的身份去骗取世人的顶礼膜拜。他要将自己最真实、最原始的面貌展现于世。

身世

季羡林的爷爷很穷，季羡林的父亲也很穷，本来是有个馅饼让他们不这么穷的。

季羡林的爷爷叫季老苔，父亲叫季嗣廉。季老苔死的时候，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靠捡村外的干枣果腹。季嗣廉和弟弟便商量着出去闯荡，却发现连路费都没有。

好不容易凑齐路费来到济南，兄弟俩却只能扛大件、做苦力，干的是最辛苦的体力活，拿的是最廉价的血汗钱。二人便决定去考武备学堂，结果弟弟考上了，季嗣廉却落榜了。季嗣廉只好乖乖地回家种地，再娶一个和他一样穷的姑娘做媳妇。

也不知道是上天眷顾，还是怎的，弟弟在济南快混不下去的时候，用身上的最后五毛钱买了一张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不但中了奖，还是头彩，6000两雪花银把弟弟的眼睛都快亮瞎了。

弟弟没有忘记季嗣廉，带着巨额财富回家找哥哥去了，两人就这样成了暴发户。

中国人的习惯是，有钱了就要买田，别人不卖怎么办？出高价！兄弟俩就以高得离奇的价钱买了60亩地，据说还带水井。

田有了，房子当然也要换新的、盖大的，可一时间找不到这么多砖头怎么办。兄弟俩又发话了，谁要愿意拆掉自家房子给我提供砖头，我季家就用几十倍的价钱收购，于是这样一来，房子也有了。

这还不够，兄弟俩还经常在集市里宴请全棚的人喝酒吃饭，据说在这之后，赶集的人竟多出了一倍。可惜，这样的日子注定不能长久，几年后，兄弟俩又回到了之前一贫如洗的日子。

在身份面前，人往往容易失去理智，以致产生错觉：哦，原来我这么厉害！事实可能是，你并不是厉害，而是傻！

或许正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富人身份让兄弟倆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为我而生的，我就是这么有钱，这么任性。正是这种身份感，再次让他们一贫如洗。

在这点上，季羡林丝毫不像他们。

求学

按理说，大师的童年都风光无限，天赋高，家教好，成绩优异，自有上天眷顾，人生就像开挂一样。但季羡林不是，季羡林不但普通，甚至还有点儿笨。

按季羡林的说法，他读书时只是中上水平，从未考过第一名，甚至因为珠算打得不好，还挨了板子。

挨板子就算了，他还上课偷偷看小说：桌子上面摆着课本，桌子下面却摊着小说，甚至连《金瓶梅》都拿来了。老师在上面苦口婆心、吐沫横飞地讲，季羡林却在下面直瞪着西门大官人的巫山云雨而想入非非。

难怪考试的时候，季羡林的数学只考了四分，原来都是《金瓶梅》给害的。

或许正是那种宽松的教育环境，不用为考试所累，才让季羡林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培养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去挖掘那颗深藏内心的文化火种。

对于老季家，运气总是出奇的好，高中毕业后，季羡林考上了清华，选择了最火的西洋文学系，并有幸结识了恩师朱光潜和陈寅恪。也正是陈寅恪，让季羡林爱上了佛教史。

其实，年轻的季羡林并没有什么野心，考大学，不过为了抢个能够吃饭的铁饭碗。铁饭碗是有了，但季羡林想镀金，要镀金，就得出国。而命运也再次眷顾了他，他被选中了。

1935年，季羡林泪别清华，告别了破败的国、贫穷的家以及老亲、少妻、幼子，赶赴德国。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十年。

来到德国后，季羡林被改派到了哥廷根大学，一个风景秀丽、四季绿草如茵的大学城。最开始，季羡林选择了希腊文，不知是语言天赋不够还是怎的，他根本听不懂，每次上课简直就是折磨。

实在学不下去了，季羡林便改学梵文，也正是这一次改变，让中国从此多了一位东方学大师。在这之前，季羡林已掌握七门外语。机缘巧合的是，季羡林的梵文老师因战争爆发去从军，接替他的是当时唯一能读懂吐火罗文（中国新疆地区一种失落的语文）的西克教授。

而西方的上帝也喜欢眷顾老季家的人，西克教授在课堂上郑重宣布，要把自己毕生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给来自中国的季羡林。

这回，季羡林是真捡着金饭碗了，与吐火罗文结了缘！

归国

曾有一名山东的学生向季羡林求教：“做学问可有捷径？我的论文实在憋不出来了。”季羡林一听，笑了：“论文岂是憋出来的？”然后补了句至理名言：“水喝多了，尿自然就有了！”

话糙理不糙，尤其是出自季羡林之口，更多了几分趣味和深意。而终其一生，季羡林能取得如此高的地位，全在于他的独门武学：“多喝水。”

1946年，留德十年的季羡林终于归国，在恩师陈寅恪的推荐下，任教北京大学。当时，他恰巧遇到胡适和陈垣在论剑。

胡适和陈垣都是当时的学术大咖，高手榜前五、还没出招就可以把人吓死的那种。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因为一个小问题打了起来。

胡适说，先有“浮屠”，后有“佛”。陈垣说，胡适你胡说，明明是先有“佛”，后有“浮屠”。两人打了很久，火花四溅、乱石飞空，但谁也打趴不了谁。

关键时刻，籍籍无名的季羡林出招了。他笑了笑说，这些教授除了瞎折腾乱考试，就只剩下吵吵吵了，看我的！

接着，他先是找来了梵文、吐火罗文A、吐火罗文B，又找来了回纥文、康居文、于阗文，然后闭门修炼，把所有的关节层层打通，一篇论文横空出世。

陈寅恪一看，惊呆了：这小子不简单啊，懂十多种外语，颇有老夫的风范。之后，他还把季羡林的论文推荐到当时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出版。

胡适一看，也惊呆了：小季啊，你说得对，看来是我“胡说“了。陈垣一看，沉默了，虽然没表态，但偷偷地塞给季羡林三块大洋，对他说：小季啊，你来我学校讲学吧！

几十年后，胡适退隐中国台湾，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时，曾跟他的学生讲： “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这句话算是对季羡林最好的总结了。

骨子里的高贵不是装出来的，更不是吹出来的，是一步接着一步，一脚跟着一脚踩出来的。相反，过于看重身份的人只会顶着“教授”“成功”的幌子，招摇撞骗，原地踏步。

只有真正高贵的人才明白，成绩永远靠自己一点一滴积累而成。踏实做事，认真为学的人，光辉自在，掌声自来。

为师

在北大，流传着一件趣事：20世纪70年代，一位考取北大的新生前来报到，他扛着大包小包到处跑，再加上初来北京，夹杂着惶恐，竟然半天找不到地方。

新生好不容易找到报到处，还得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弄得手忙脚乱。这时，恰巧一位提着塑料兜的老头经过，他神态从容，看上去不忙。新生以为是保安，便把行李交给老头看管。老头也不拒绝，欣然答应。

新生把行李给老头后，便兀自忙去了，忙完时已过正午。这时，新生突然想起：完蛋！自己的行李还在老头那里。他差点儿吓晕，生怕行李找不回来，待他一路狂奔过去，却发现老头仍在原地：那天天气很热，阳光很晒，老头竞坐在原地从容地看书。

次日，开学典礼，新生又差点儿吓晕：那个给他看行李的老头竟然坐在主席台上。一问之下得知，老头竟是北大鼎鼎有名的副校长、东方学术大师季羡林。

堂堂北大校长给学生看行李，还是头一次听说！

季羡林对学生的好，远不止这些。1981年，季羡林的一名研究生作硕士论文，需要对一些古代的刻本做校勘，但刻本是稀世文物，藏在北京图书馆里，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看。

学生过去询问借阅事宜时，图书馆的人一看，只是一个学生，凭什么借书给他？理都不理，直接拒绝。在当时讲究身份、级别的环境里，一个没有身份的学生就只能享有这样的待遇，哪怕你是真正在做学问。

但校长就不一样了。那名学生无奈，只好找季羡林帮忙，季羨林一听，笑了，说：“找个时间，我们一起去吧！”

季羡林说话算数，专门找了一天，陪着学生去了图书馆。校长来了，还是北大的，情况大不一样，调书、取书、借阅，一切顺利，效率出奇的高。

学生开始校勘，季羡林则拿出准备好的书稿，开始自己的工作，整整半天过去，季羡林没催过学生一句，直到学生校勘结束。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

2001年11月19日，北京大钟寺，四级北风，零度以下，一名中年学者正对着永乐钟上铭刻的梵文作学术讲解。

中年学者是季羡林的学生，足足花了十年的时间，将大钟上的铭文考释得一清二楚。对于学生的汗水和付出，季羡林心知肚明，这场学术报告，他一定不能缺席。

两个多小时的学术报告，季羡林一直坐在台下，顶着寒风，不动声色，认真听讲，那时他已90岁高龄，身患重病。12月9日，季羡林就被送进了医院。

事后，有人对季羡林说：“就算是为学生站脚助威，也没有必要在那里冻两个小时呀。”季羡林说：“有必要！因为他讲的有些新东西，有的我还不了解。”

先生之风，高山仰止。一个人高贵，不在于他坐得有多高，而是，哪怕你身居高位，也不失对他人的尊重。

在一个连科长、处长都喜欢大谈身份、权力的年代里，季羡林这种丝毫没有“身份感”的校长、名人，简直就是另类。

为学

季羡林说：“我的学术研究冲刺点是在80岁以后。”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编撰有关蔗糖发展史的著作《糖史》。

懂历史的都知道，做研究先得有史料，史料哪里来，找！问题在于，关于“糖”的资料零散地分布在各种典籍之中，季羡林必须一个个将它们找出来。

这样的工作类似于在一片沙滩里散落着无数的绣花针，你得一小块一小块地筛选，直到筛完这片沙滩，找出所有的绣花针。

此时，季羡林已经退休，80岁高龄，还患有白内障，有钱有名，什么也不缺，完全可以挂个名誉教授，写一写回忆，做一做讲座，拿着稿费，安享晚年。

但季羡林之所以是季羡林，是因为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可以坐享晚年的名人。

每天天一亮，季羡林就穿着他的标配——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往北大图书馆跑，在那里一坐就是一天，从卷帙浩繁的书籍中一本一本地、一页一页地、一句一句地寻找和糖有关的史料。

要是能找到哪怕一条有用的，季羡林都会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但有时候，季羡林连续翻了好几天，都找不到一条有价值的史料。但这又如何呢，季羡林依旧是每天一趟，寒暑不辍、风雨无阻。

而这一翻，就足足翻了两年。季羡林说：“我拼搏了将近两年，虽没做过详细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有几十万页。”

“几十万页”是什么概念？如果一本书20万字的话，他翻了将近1000本书。很多人终其一生，恐怕也未必读过1000本书。

1981年到1998年，经过近二十年的酝酿，一本“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糖史》终于出版，前后三编，共计73万字。

关于糖史，有无数的著作，但真正从文化交流角度来写的《糖史》，唯季羡林一人，前无古人。

很多人成名之后再无作品。因为他们把名声看得太重，生怕稍有不慎，就会砸了自己的招牌。但季羡林不怕，他要进步，哪怕年过八十，也同样可以重新上路。

名声

1999年，季羡林88岁，出版社为季羡林庆祝米寿，北大勺园的宴会上，来宾云集，各种祝词和赞扬都纷纷涌向季羡林。来宾致辞结束后，轮到寿星作答。季羡林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而是在说另外一个人。”可见季羡林对名声的淡泊。

晚年的季羡林，名声更是接踵而至，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成了他的便签。但对他来说，这不但不是欣喜，反倒是压力。所以，他曾“三辞桂冠”。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二辞“学界泰斗”：“这样的人，涛涛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的泰斗又从哪讲起呢？”

三辞“国宝”：“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对于和自己无关的名誉，他坚辞不受。

季羡林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那一代人，老实做人，踏实做事，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坚持，身份不过是个虚名。他甚至从来都没想过要像明星一样去生活，他只想做最真实的自己。

季羡林的一生何其輝煌，为学做人，臻于极致，陈寅恪多次提携，胡适不吝赞美，连温家宝总理都曾五次登门拜访。

然而终其一生，季羡林都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儿子：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一只最简单的敞口手提包，甚至一件雨衣，他都能穿50年。

更难得的是，他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对人也好、对事也罢，他没有半分掩藏，说真话、讲实事，他愿意将他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世人。

季羡林的学生曾这样评价他：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温、良、恭、俭、让，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

季羡林或许不是圣人，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可能不是，但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真实的、高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