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尔诺的祖父8岁起就在一家农场做雇工，一直做到老。不识字的他也不喜欢家里的其他成员读书。
她的父亲喜欢学习，也喜欢画画，却常常因为要帮家里干农活而缺课，12岁那年还在上小学，作者祖父就让她的父亲辍学去自己所在的农场工作，祖父的说法是“家里不能白白养他”，那时她的父亲小学都还没有读完。
之后她的父亲从早到晚都有干不完的活，晚上就睡在马厩的草垫上，而为避免被父亲羞辱根本没法回家。（因为父亲的姐姐回家时，就曾被祖父羞辱了一番并连夜送回了雇主家）
直到1914～1918战争期间父亲当了兵、穿上了军装、治疗了牙齿，退伍后，他不愿再回到农场做工，于是就进了一家缆绳厂。
她的父母正是在这家工厂结识的，之后他们租下了一套房，有二层楼，每层各有两个房间，同时还有个和邻居共用的院子。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个女儿，不过她不是本书作者。
父亲也找到了一份盖屋顶的工作，但由于某天从屋架上摔下来，造成脑震荡，母亲便开始动了开商店的心思。
几经辗转后，他们在山谷底部找到了一间咖啡杂货店，且贷款买下了这家店。这种小店的顾客常常需要赊账，他们担心入不敷出，无奈父亲只能再找一份工作，边工作边开店。
某天他们的女儿得了白喉，而当地孩子都没有接种过疫苗，她死的时候只有七岁。
经历了二战、（父亲工作的）工厂被烧毁、逃亡、父亲的脸被弹片击中、母亲怀孕等多件大事后，他们重新回到咖啡杂货店，而作者就是在这间店里出生的。
在那之后，因为作者常常生病，父母卖掉了全部资产回到了他们熟悉的城市，在一个偏僻的街区重新开启了咖啡杂货店。
杂货店与咖啡店之间有一个小房间，既有厨房的功能，又连接着通往楼上卧室和阁楼的楼梯。
不同阶层、领域的人都会去店里，每位常客基本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
他们每周会吃4次肉，家里每人都有两套衣服，他们每周日都会改善伙食，总的来说，日子过得算是不错的。
我想对于她的父亲来说，这种生活应该是幸福且值得感恩的，同时也会为了保持现状而付出很多努力。
自从作者埃尔诺上学后，她便渐渐发现了自己与其他同学家境的不同，也会在很多父母不懂的事情上，与他们发生分歧和争执。结果就是她年龄越大越沉默，和家人越是无话可说，反正也说不清楚。
先是情感上的距离越来越远，再是物理距离被拉开。埃尔诺的求学之路让她看到更大的世界，而没有她在的家，父母之间相处时连抱怨的口吻都淡了许多。
而家里的这间咖啡杂货店，曾一度成了作者的心结。父母希望她接受正规的教育，于是被送进了教会学校。
同学们的家境与她的成长环境截然不同，老师和同学的家长都不会像她的父母（甚至邻居）一样说话只会大声嚷嚷，开口就是俗语、俚语，不顾形象和身材。
战后的咖啡店虽然曾为附近的邻里提供了一个可以聚会的休闲场所，但说白了店里的常客都是社会底层的人。
而这一点，对于最初上学那几年的作者来说简直无比煎熬。老师、同学对她总是充满嘲笑和羞辱。
这个天真的孩子，曾经以为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也如同咖啡店里的人们一般，当她发现她身上包括出身、习惯、认知等在内的一切，在别人眼中都像个异类时，她便开始隐瞒自己的真实经历。
她曾经引以为傲的家也开始失去它原有的光芒。她学会了做比较，她会拿别人拥有的与自己没有的部分做比较。该沉默的时候沉默，该说谎的时候说谎。
自此，她只能一门心思好好学习，因为除了成绩单，她再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同时，通过大量阅读，她掌握了一套在学校与他人相处的法则，她会把书中读到的故事安插在自己身上，并希望新的故事可以代替别人对她家庭的初始印象。
而另一边，真实的内在逐渐生长出来，曾经一家人其乐融融时的那个小女儿的形象也正在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则是用知识武装自己、且已经发展出独立人格的新女性。
埃尔诺一边用力呼吸、尝试与外界产生联结，一边还要极力隐藏着自己学到的一切，因为她掌握的“新语言”只会提醒父母，这个孩子不再属于这个家了。接着他们心底的自卑和恐惧就会拧成一股绳，告诉她，家里不需要新的权威。
我想，阅读和写作对当时的她来说，大概是最好的解法了。不能说与任何人听、又一直存在的情绪，只能允许它存在，不是吗？
父亲曾在59岁时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一边调整饮食一边吃着不该吃的食物。总的来说他没有特别夸张的恶习，但对健康有着长期影响的坏习惯也不少。
1967年年中，被身边人当作是脑梗或中暑的（埃尔诺的）父亲，在楼上卧床几天后离开了。
最终这个小店也关门了，对作者来说，终于不必再分裂地游走在两个世界当中了。但这真的是她希望看到的吗？我想未必吧。
本书篇幅不长，有些内容并没有写得很细，但可以确定的是，她的父亲一直挣扎在社会底层，靠自己双手打拼过得还不错。
父亲曾因所在地区资源匮乏、没有接种过疫苗而失去过一个女儿，后来作者埃尔诺生病时，他们则选择卖掉全部资产离开那个偏僻的山谷、另起炉灶。
通过这段经历已经能看出他们尝试做出的改变了，但对于唯一的女儿来说，作者和她父母的经历和心境自然是不同的。
喜欢读书、画画的父亲把满满的期待都放在了女儿身上，一边希望她通过读书改变现状、跳出原本的阶层，一边又矛盾地希望他们与女儿之间依然能够保持原本的沟通方式。
但这怎么可能呢？脑袋里装满知识、不断探索到更多真相的作者，当然不会再让自己退回到小时候，以适应家庭环境、适应父母的世界了，她需要的是一步步朝着属于自己的未来走去。
用埃尔诺的话来说，“她之所以需要写作，是因为他们之间没什么可说的了。”这话听起来很现实，也很伤人。
但并不是只有父母被伤害，而是两代人各自承受着自己受到的伤害，且谁也无法对他人的人生负责。
以父亲为主题的纪实文学内容并不好写，她摒弃了曾经所谓更追求文学性的那种文风，她用最平实的语言讲述着最细腻的情感，这是一种比客观更深刻的笔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