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爬到梧桐树梢顶的时候，知了吱吱地叫着，把整个杨家陆端的暑气都搅得翻了个儿。杨国山蹲在自家院子的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杆儿上的铜嘴儿被磨得锃亮，青灰色的烟雾一缕缕飘起来，缠上院墙上爬着的丝瓜藤。
“我说的话，你到底听没听进去？”他猛地把烟锅子在门槛上磕了磕，火星子溅在土里，瞬间灭了，“初中念完就够了，家里的几亩地没人侍弄，去个厂子，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块，不比你蹲在教室里啃书本强？”
院子里的石磨旁，杨利强正埋头收拾着书包，洗得发白的蓝布书包上，用红墨水写的名字已经褪得模糊。他的手指攥着书包带，指节都泛了白，脊背挺得笔直，却没回头。“我要上高中。”他的声音不算大，却带着一股子拗劲儿，像院角那棵生了根的老榆树，怎么拽都不肯弯一弯。
“上高中？”杨国山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腾地一下站起来，脚边的板凳被踢得哐当响，“高中三年，再加上大学，得多少钱？你妹妹利华明年也要考中专，家里就这点家底，能供得起你们两个？”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额头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是沟壑纵横的黄土地，“利华是丫头片子，念个中专，将来能分配个稳当工作，嫁个好人家，你是小子，就得扛起家里的担子！”
“凭什么？”杨利强终于转过身来，眼睛里憋得通红，像是蓄满了雨的云，“就因为我是儿子，就得放弃读书？妹妹能念，我为什么不能？”
“你还敢犟嘴！”杨国山扬起了手，巴掌悬在半空中，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他看着儿子那张倔强的脸，眉眼间和自己年轻时一模一样，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又酸又麻。
站在一旁的杨利华，攥着衣角，小声地劝着：“哥，爸也是为了家里好……”
“你懂什么！”杨利强瞪了妹妹一眼，转身就往院门外冲，“这学，我非上不可！你们不供我，我自己想办法！”
话音未落，人已经冲出了院子，院门口的老梧桐树被撞得晃了晃，落下几片的叶子。杨国山气得直跺脚，指着门口的方向骂道：“小兔崽子！你敢走！走了就别再回来！”
可杨利强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村口的田埂尽头，再也没有回头。只留下枕头下的一封信：爸，我知道家里困难，我出去打工了，不用为我担心……
那一夜，杨家陆端的狗吠了大半夜，杨国山坐在门槛上，抽了一宿的旱烟，烟蒂堆了一地。
杨利强这一走，就是五年。
五年里，杨家陆端的日子，像是院里的石磨，慢悠悠地转着。杨国山当上了村书记，领着村里人搞养殖业。他瞅准了乌鸡行情好，率先在家里搭了鸡棚，养了两百多只乌鸡。每天天不亮，他就起来拌饲料、扫鸡棚，忙得脚不沾地。乌鸡蛋比普通鸡蛋贵上一块，他挨家挨户地去镇上的供销社推销，慢慢地，竟也打开了销路。
鸡棚里的乌鸡，羽毛乌黑发亮，鸡冠子红得像火，每天咯咯嗒嗒地捡鸡蛋，成了杨国山最得意的事。他常蹲在鸡棚边，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乌鸡，心里盘算着，等这批乌鸡出栏，就能给利华凑齐中专的学费，说不定还能攒下点钱，等那小兔崽子回心转意。
可他等了三年，没等来杨利强的消息，却等来了乌鸡出栏的日子。
那天，邻县的一个买家找上门来，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戴着眼镜，往院子里一站，就掏出了烟。“杨书记，你这批乌鸡，我全要了，九块钱一只，怎么样？”
杨国山的心里咯噔一下，九块钱一只，两百只就是一千八，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可他转念一想，前几天听供销社的老张说，邻县的乌鸡都卖到十块一只了，他这乌鸡养得比别人的壮实，凭什么少卖一块钱？
“不行。”他摇了摇头，把烟推了回去，“十块一只，少一分都不卖。”
买家皱了皱眉，劝道：“杨书记，行情这东西，说变就变，我这价已经不低了，你再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杨国山梗着脖子，语气硬得像块石头，“我这乌鸡，不愁卖。”
买家见状，也没再多说，摇摇头，转身走了。
杨国山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头还挺得意，觉得自己拿捏住了分寸。可他没料到，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几天，鸡棚里的乌鸡就开始蔫蔫的，先是几只不吃食，后来接二连三地开始拉稀，羽毛也耷拉了下来。请兽医来看，说是得了鸡瘟，开了药，却也没什么大用。
眼看着一只只乌鸡往地上倒，杨国山的心像是被刀子剜着疼。他蹲在鸡棚边，看着那些曾经活蹦乱跳的乌鸡，如今一只只闭着眼睛，心里头悔得肠子都青了。
又过了几天，镇上的一个小贩找上门来，愿意八块钱一只收走剩下的乌鸡。杨国山咬着牙，红着眼眶，点了头。
两百只乌鸡，最后只卖了一千二。小贩把钱递过来的时候，杨国山的手都在抖。看着小贩把乌鸡一只只装上车，他蹲在地上，狠狠地捶了自己的大腿一下，嘴里喃喃着：“糊涂啊，真是糊涂……”
就在杨国山因为乌鸡的事懊悔不已的时候，一个消息传遍了杨家陆端——杨利强回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身边还跟着一个姑娘，穿着碎花裙子，梳着两条麻花辫，眉眼弯弯的，看着很是秀气。杨国山站在村口的老梧桐树下，看着那个比五年前高了半个头的儿子，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
后来才知道，那姑娘叫刘丽，是邻村的，和杨利强在海南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两个人在海南摸爬滚打了五年，攒了点钱，这次回来，是想办婚事的。
杨国山看着儿子和刘丽站在一起的模样，心里头的气早就散了，只剩下满心的酸楚。他叹了口气，拍了拍杨利强的肩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婚礼办得不算热闹，却也喜庆。杨家陆端的乡亲们都来道贺，院子里摆了好几桌酒席，酒肉的香气飘了满村。
日子像是流水，转眼又过了几年。杨利强和刘丽在县城里按揭买了一套房子，不大，却也算安了家。两个人在商场里租了个摊位，卖起了糕点。刘丽手巧，做的糕点香甜软糯，刚开始生意还不错。可商场的摊位费贵，再加上原材料涨价，每个月除去成本和房贷，手里剩下的钱寥寥无几。
后来，两个人又盘下了一个门头，改卖服装。可县城里的服装店越来越多，竞争激烈，他们的生意始终不温不火。每个月的房贷像一座大山，压得两个人喘不过气来。
日子一紧巴，争吵就多了起来。先是为了几块钱的菜钱拌嘴，后来是为了生意上的事红脸。有时候，半夜里孩子哭了，杨利强翻个身继续睡，刘丽就抱着孩子掉眼泪。
“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留在杨家陆端种地！”刘丽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种地？种地能挣几个钱？能供得起孩子上学？”杨利强的火气也上来了，声音越来越大。
这样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终于有一天，两个人在又一次大吵之后，都累了。
“离婚吧。”刘丽低着头，声音轻得像一阵风。
杨利强愣了愣，看着她红肿的眼睛，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掏空了。他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
婚离得很平静，孩子判给了杨利强。刘丽走的那天，天阴沉沉的，她摸了摸孩子的脸，转身就走了，没有回头。杨利强抱着年幼的孩子，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只觉得心里头一片冰凉。
也就是听到儿子离婚的消息后，杨国山辞去了村书记的职务。他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腰也弯了。他和老伴郑长婷收拾了几件行李，锁上了杨家陆端的院门，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车窗外，杨家陆端的轮廓越来越小，老梧桐树的影子渐渐模糊。杨国山看着窗外，心里头想着，等到了县城，就能帮儿子带带孩子，替他分担分担了。
日头慢慢沉了下去，把天边染成了一片橘红色。班车一路颠簸着，朝着县城的方向驶去，扬起的尘土，在暮色里渐渐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