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合一，即民事法典包含商事法律，不另设商事法典的立法体例。作为一种制度架构，我们必须首先明晰其与对立面——民商分立思路的区别及民商合一思路的优缺点。

在民商分立国家,立法上一直主张民法和商法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法律部门,民法侧重于对私法关系的一般调整,商法则侧重于对商事关系的特别调整。首先，其产生的背景是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商业特许主义，商人成了特殊的阶级。而近世以来这种基础不复存在(商业活动的限制极大地后退)。其次，商事活动较之民事行为的确有其需优先考虑和适用的价值，如效率主义和对意思自治的限缩。

而民商合一实则具有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冲突上的考量。商法尽管有以上特色，但仍属于市民法的分支，且敷设在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平等要素始终不变。在这种情况下民商分设法典实无必要。而且在二者高度融合的情况下，该优先适用哪个法律依据呢？所以民商合一也有她的价值。

民商合一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是有明显优势的:

一，配合我国法律发展的历史传统——我国历代轻视民法领域的实践，“...自汉初驰商贾之律以后,四民受治于一法,买卖钱债, 并无民商之分”，在社会交易的惯性上，要使新制度熟练操作，需要一定的成本摸索。所以，在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并无绝对高下之分的情况下，这是民商合一在“实然”层面的作为。

二，与中国法律体系相适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商事行为之限制急剧缩减，甚至在客观上需要冲破特许主义的束缚，开放竞争活力和深耕现代市场建设。由此，无论是国家根本法还是民事法律，都强调了对商行为的包容态度，比如宪法层面的人人平等，民法层面的意思自治等。要重新创设商法典，必然与以上法律体系发生矛盾，在司法实践中发生法律互相打架的难题，造成混乱。所以，在“应然”角度，民商合一也有其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