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母亲遗物那天，我在她床头柜最底层，发现了一个铁皮盒子。盒面上有锈迹，像时光留下的泪痕。打开来，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封信，用一根红头绳扎着。信封上的字迹，是我父亲写的。
父亲在我三岁时就去世了。矿难，人没救回来。关于他的一切，我只从母亲的只言片语里拼凑——他爱笑，会拉二胡，每到黄昏就坐在门槛上拉《二泉映月》，母亲说那曲子太悲，可他偏拉得欢快。
我解开红头绳，最上面那封信已经泛黄，邮戳模糊，日期是1978年。信很短，只有两行字：“桂花开了，香得很。你娘身体可好？”落款是父亲的名字。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我在这里一切都好，就是夜里总梦见你。”
继续往下翻，几乎每一封都短得可怜。那个年代的车马慢，一封信要走七八天，可父亲写的话加起来不到五十个字。母亲却把它们当宝贝一样收着，每一封背面都用铅笔做了记号——有的画了朵小花，有的画了个笑脸，有的只画了一个圈。
有一封信里夹着一片枫叶，薄如蝉翼，脉络仍清晰可见。父亲在信上写：“今天路过一棵枫树，叶子红得好看，摘了一片给你。你夹在书里，想我的时候就看看。”可母亲这一夹，就是一辈子。
更让我泪目的是最后一封。那是1984年的春天，父亲出事前的第十天。信纸上只有歪歪扭扭一句话：“今年我一定早点回去。帮你插秧，帮娘挑水。”然后是一行被泪水洇开的小字：“你上次说，想买块花布做衣裳，我记着呢。”
那块花布，母亲始终没做成衣裳。她把它压在箱底，每年夏天拿出来晾晒，再默默折好放回去。直到前年她病重，才颤巍巍地把那块布交给我，说：“给你媳妇做条裙子吧。你爸挑的，颜色艳。”
我把那些信带回了家。夜深人静时，一封一封地读。忽然发现，每一封信的背面，在母亲画的那些记号下面，还有一行极淡极淡的字。是母亲的笔迹，用小到几乎看不见的字写着：桂花开了，香得很。我在灯下给你回信，写着写着就哭了。
原来，母亲给父亲写过回信。每一封都写了，可每一封都没寄出去。她怕他担心，怕他分心，怕那些火车寄不去的思念，变成他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唯一的念想，他会为了早点回家，多领一份工，多下一次井。
所以她把所有的回信，都写在父亲来信的背面。写完了，就锁进铁皮盒，像锁住一个无人知晓的春天。
如今我也做了母亲。每当孩子问我，爸爸去哪了，我便指着夜空最亮的星，说那是爸爸的眼睛。可我心里知道，在母亲那个铁皮盒子里，藏着一整个时代最深沉的爱——那是不说出口的牵挂，是写了不寄的思念，是把所有柔软都化成沉默的、最笨拙的守护。
前几天，我把那些信一封一封拍了照，按顺序存进手机。然后学着母亲的样子，在每一张照片下面，用极小的字，写上一句：母亲节快乐。我想，如果思念有回音，那一定是铁皮盒子打开的瞬间，积攒了四十年的桂花香，扑了满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