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鲁先圣
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当世界上几乎所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还处在洪荒蒙昧的时候，我们民族接连幸运地产生了一批思想大家。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民族像我们一样拥有这样恢宏的开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气势宏大、浩浩荡荡的起点，文明的焰火才在世界的东方星火燎原。
公元前551年的春秋时代，孔子诞生了。这是个什么时代？正是周文疲弊、礼崩乐坏、九鼎失位的时代。虽然生活贫苦，但是他15岁就“志于学”，30岁以后就开始授徒讲学、修诗书礼乐。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孔子，他带着自己的弟子，带着自己“仁、礼”的信念，带着自己的智慧之火，执着地周游列国，往返在理想和碰壁之间。不论那些国君们有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是，他智慧的火把，却毫无疑问地照亮了时代的夜空。宋人蔡季通对此有过精辟的描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更重要的，是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只要送上一点干瘦肉，就可以成为他的学生。他的深厚学养和人格魅力吸引了一批批追随者，他的弟子达到空前的三千人之众。他把自己的智慧传授给他们，等于在那个近乎蛮荒的时代，播撒下至少三千粒文明智慧的种子，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在以后的岁月中不仅仅没有中断流失，而是得以发扬光大、绵延不绝。
而就在孔子诞生前的几十年，我们民族幸运地拥有了另一个满腹才学的人，他是东周王室的史官，负责掌管史书、档案、天文、历法。这个人是老子。这个时候，周王室内部产生了内乱，国家已经是九州分裂，他的守藏室面临着典籍失散的危险。王室中已经没有人在意他的存在，他就收拾起重要的典籍，带着自己一生的心血著述五千言的《道德经》，骑着那只名响千古的青牛，悠然地向函谷关而来了。
“紫气东来”这个象征着吉祥智慧的典故诞生了，玄奥而深刻的《道德经》问世了，他把天、地、人浓缩在五千字的微篇之内，他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抛开传统的“天命”观，为春秋时期的乱世之学开拓出新的天地“道”，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的鼻祖，受到无数帝王的封赐和膜拜。《道德经》中的辩证法思想，他深刻的“无为而治”的智慧，直到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孔子和老子，成为我们民族恢宏的文明和思想开端的大纛。而孔子的学生，毫无疑问，是其中重要的成员。孔子弟子三千，贤者72人，而其中孔子最得意最有成就的弟子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成为千百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依靠。颜回之德的核心是“仁”，他把孔子的“仁”，落实于个人的行动中，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颜回以其高尚的道德人格影响社会，启迪后世。颜回的言行体现了他善于领略天地造化的力量，尊重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但又重视人的能动性，守道而不移其志。颜回的不朽，在于其重立德，后世称他为“复圣”，便是对其重于立德的肯定。
另一个重要的孔门弟子是被尊为“宗圣”的曾参。他颇得孔子真传，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孙子孔伋师从曾参，又传授给孟子。因之，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孝道为先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及其宝贵的的社会意义。曾参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曾参以他的建树，走进大儒殿堂，与孔子、孟子、颜子、子思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
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老子和孔子之后大约经过了150多年，中华民族已经进入到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这个时候，我们民族又迎来了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生于公元前372年的孟轲，一个是生于公元前369年的庄周。
孟轲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而又有发展。他生活在诸侯互相攻伐“无义战”的时代，目睹了人民遭受涂炭的社会现实，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发展了民本思想，明确提出“民为贵”，“君为轻”。政治上主张实行“王道”、“仁政”，反对“霸道”、“暴政”。他劝统治者重视人民，安定人民，少收赋税，减轻刑罚，使百姓“不饥不寒”。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由于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后世把他与孔子合称为“孔孟”。他强调人应该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意志：“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种凛然难犯的铮铮傲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古典范。
而庄周先生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主要思想是“天道无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属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他主张“无为”，放弃一切妄为。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因此他否定知识，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质区别，极力否定现实，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社会制度，摈弃一切文化知识。他的文章想像力很强，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我们以无比崇敬的目光仰望这些先哲圣贤的时候，自然不会遗漏在孔子、老子死后与孟子、庄子诞生前的岁月间隙里，有一个被称为“贱人”的群体，他们穿梭于诸侯之间，以不同于孔门的学说和修行，宣传着“兼爱”“尚同”“尚贤”的思想。他们在粗衣淡食的苦修中，在“贱人之学”的嘲讽中，一边咀嚼着时代的苦难，一边实践着自己的平民理想。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是诞生于公元前468年的墨子，他是黑暗王国的理想主义者。
梁启超把墨子同孔子、老子并成为中国古代的“三圣”。他曾经这样评价墨子：“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之外，墨子而已。”
就是在这个上下不过三百年的时代里，我们的民族还诞生了为儒学注入新的生命力的荀子，诞生了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倡导“帝王之学”的韩非子，他们两人为春秋以降的诸子圣贤划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可以想象，在那个遥远的时代里，这样一群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他们每天都在论辩和游说，在各国之间频繁穿梭，无论是设坛授徒，还是作为政治智囊、军事参谋、外交使节，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智慧，深刻影响着国君的决策和社会倾向，促使中华民族迅速从洪荒蒙昧走向成熟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