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老父亲打电话找我说，我儿时的一个小伙伴找我，问我能不能给她电话号码。
给呀， 还用问吗？这是什么关系， 最纯真的友谊。最高级别的友友呀，这是发小。
我们认识的时候只有三岁，说话刚利索了些，声音里还带着奶味“大环环”“马纯纯”。以至于我们后来见面，我还是喊她“马纯纯”。她说我是唯一叫她身份证上大名的闺蜜。
我出生在广西，父母是援桂的医生，去的地方是“天等”。她四个月时被抱到广西，父母也是援桂的医生，去的地方是“马山”。我们是在南宁认识的。我比她大半年，小时候她很黏我，我的领袖意识和“小老大”的气势多来自她的依恋。
第一次她给我打电话，距离我们分开那年（1978年）过去了43年。这足够我们走过花季，步入中年。电话里她的声音虽不熟悉但不失亲切。
我给她讲了好多好多关于我们小时候的事情，虽然只相差半岁，足够我来澄清她模糊的记忆了。
对于吃的，我们的记忆是一等一的清楚。在广西南宁，七几年时，我们沉溺于牛肉米粉，满大街的酸嘢，自家单位冻制的雪条，无数种类的热带水果，例如后来被叫做芭拉的番石榴。
对于穿的，我们那时穿的是上海裁缝手工制作的小衬衫，花裙子。鼎鼎时髦的。
对于住的，我们在南宁住着大房子，毫不夸张地说，哥哥可以用自行车带着在屋里玩。回到天津后，我们住的是地震后的临建棚。
新奇的是，我们早在1976年就看上了彩色电视机，虽然是父母单位的。每天晚上饭后，举着小凳子高喊“霸位子去”，是一众小伙伴的乐趣。
还有好多，她都惊讶我的记忆力和生动地解说能力。唉这些我能不熟悉吗？几十年来，我反反复复回忆我幼时的事情，从我带着她逃学到我们终于被保育员认可，可以参加演出，却因要随母亲返津，不得不放弃，以致留下终身遗憾。
那时父母的困难对于我们来说是天外的事情，我们的日子逍遥自在。回到天津， 是故土难离也好，是大势所趋也罢，和我们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回到天津，住在临建棚，冬天点炉子，水珠顺着糊墙纸哗哗地落下，潮湿得很。那一年我得了猩红热，关节受损。
而她也是向父母哀告，“我们回去吧，回广西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走了不同的路，而在路的一端相会了。她学服装裁剪出身，历经职校，大学，研究生，现为大学客座讲师。
我是理学士，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国家863课题海洋口项目成员。虽无重大贡献也忝为科技人员。
我们回忆过往后，她问我“如果我们不回来，是不是能更好”。唉，历史的轨迹更改不了，太多的可能性只有一条必然，就是你现在的生活。
我们只有尝过了各种滋味，才能明了清欢的味道。好好奉养我们的父母，他们创造了过去；好好哺养我们的子女，她们将创造未来。而我们自己就好好活在当下，不遗憾过往不奢求未来，这就很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