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叫清水村钟家岭的地方，去村里必须走大概一个小时的山路，四周环山，有天然的悬崖峭壁，中间就是我们村的出入口，我是那个走下大山，走出村庄，考上大学，去西藏当志愿者，并来到上海的人。
小时候，我特别害怕别人问我“你爸妈是谁，长什么样？”因为我爸妈在我一岁时南下广州打工，我成了那个“遥望南方的童年”，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吃百家饭长大。我对父母是那么的陌生，甚至不敢和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记得十一岁那年，暑假去广东看爸妈，假期结束，爸妈把我和另外一个年纪比我略小的小伙伴送上卧铺车，我们俩自己坐十几个小时的卧铺老回家，我默默的流了很多次眼泪，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在父母身边。
小时候，我特别害怕和别人讲话，有一次，有一个同学要欺负我，旁边的同学说：“他那么老实，你欺负他干什么？”读学前班时，老师带其他所有同学去镇里参加“六一文艺汇演”，只留下我一个人在村里，内心充满羡慕和孤独。曾有一个暑假，我每天与鸭子为伍，每天在河里放鸭子，没一个人和我讲话，我觉得那是一种享受，因为我可以一个人静静的发呆。十岁那年，在南岳衡山遇到一个算命先生，他说对我伯父伯母说：“这孩子是一个假懵懂。”要等16岁以后才会慢慢开窍。
小时候，我特别害怕学习，常年因为不做作业被老师打板子，扯眼皮，三年级时要从村里转到镇里，班主任死活不收我，最后用一张语文试卷拒绝了为我奔波的伯父，她说：“除非你能考60分，否则没办法”，我只考了39分，但幸运的是最终被隔壁班班主任接收。
伯父伯母为了能让我尽快跟上学业，要求我每天6点起床背诵课文，放学回家先完成家庭作业，然后做家务，不到十岁，我几乎会做所有家务，包括炒菜和煮猪食。吃完晚饭默写课文，做数学题。伯母的要求是：老师要求背诵的必须一字不差的默写，老师没有要求背诵的，必须一字不差的背诵。在这样的强压之下，仅用半个学期，我的成绩突飞猛进，从不及格到八九十分。
从那以后，我受到了很多表扬，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我内心依然非常痛苦，当有人问我：“你是喜欢读书还是干活？”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回答：“我喜欢干活。”
直到四年级的某一天，伯父伯母要出门，要我在家学习。他们前脚一出门，我后脚就跟了出去，找小伙伴玩。没想到伯母很快就回来了。她没有生气，把我叫到家里，对我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有父母爱和关心，但你的父母远在天边，所以你只能靠自己，你是一个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那一刻，我的眼泪哗哗流，似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要读书，开启了自己的成长之旅。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去西藏当志愿者，希望响应国家号召，用我的知识为那边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同时也希望沉淀自己、思考未来。2014年的国庆节，我与同是志愿者的朋友相约从西藏日喀则骑行到拉萨。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我朋友遇到意外，丧失了生命，看到他躺在地上，七窍流血，纹丝不动，我脑海一片空白，有路过的医护人员抢救，等120来后继续抢救，最终宣布抢救无效死亡，突然感觉原来死亡离我这么近。他爸妈来到拉萨，看到自己逝去的儿子，泪流满面，伤心欲绝，声音低沉。这一刻，我想起我的爸妈，他们背井离乡，也是为了赚钱养家，我为什么不能和他们讲和呢？
所以，我重新规划了自己的职业和人生，希望自己能成家立业，待到父母年迈体弱时，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依靠，因此我来到了上海，从事了帮家庭和企业做风险规划的保险业。
为了做好这份事业，我只能让这个曾经的“假懵懂”不断突破，我经常与远在北京的女朋友打电话，练普通话、背话术。
到上海两年后，与自己异地恋三年的女朋友也来到了上海，我们已经在上海生活了三年，并于去年底在老家举办了婚礼。我最幸福的那一刻，就是我们结婚的那一刻。
从“遥望南方的童年”到考上大学，到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再到上海。我追的是什么？直到2016年12月，读到《幸福的方法》这本书，才恍然明白，原来我一直追求的那东西，叫“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