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我知道，但没读过他的诗文。杜甫曾这样夸奖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诗风清新可比庾信，俊秀飘逸可比鲍照，说明啥？庾信肯定是高手了嘛。他的文章，也可能比较清新，说不定还比较有趣。
然而在唐朝的主流观念看来，“文章是用来载道、明道的，如果不包含些大道理，就等于没道理”，没道理就等于没有中心思想，没有中心思想就没有教育意义——后面这两句是我添加的。
把这一章和前面的《人心惟危》放在一起读，味道就更长了。
《人心惟危》里有一支骂人的队伍。明代的焦芳，专以说江西人的坏话为乐：裁江西的乡试名额，主修孝宗实录时任意丑诋江西籍大臣，每在朝中罢退一位南方人，就欣欣自喜，高兴上老半天。北魏的杨元慎更热闹，酒席间把南方的风土、口音、政治骂了个遍，话说得铿铿锵锵，字字句句却言不及意。刀尔登的诊断很平静：话说得越铿锵，越显得有所不能自喻；人常以攻击性的行为掩饰不安。争斗本为利益而起，争到后来利益早就不在了，只剩下无聊——人一无聊，就纵容自己的不良情绪，而不管其高下了。
《庾信》里有另一支队伍，既骂人，又骂文。隋代的王通，当时北方最大的著作家，把南人从头骂到尾：谢灵运、沈约、鲍照、江淹、谢庄、王融、徐陵、庾信等等，无一不骂。庾信是南方文风的集大成者，骂不死你才怪。
有意思的是，两支队伍其实是同一批人，同一个动作，同一种心理。
庾信刚到北方，人问北地文士如何，他说只有一两个人还凑合，其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这话刻薄，却不是造谣——北方文人自己也南瞻而自失，北魏人以拥有温子升为荣，说他一个人就能颉颃南方的颜延之、谢灵运，外带沈约、任昉。话虽说得骄傲，尺码仍然是南方的。北方在军事上赢了，文化的头颅却不肯低下。刀尔登那句“胜利者经常以为自己在每一方面都胜利了”，说的就是这份别扭：赢就要赢全套，于是把南方的政治失败，归因于南方文学的腐化。瞅瞅你们写了些啥，全是导致亡国的靡靡之音。
把结构性失败推给一个显眼、柔软、无力还嘴的对象，是两章共用的手法。地域歧视推给南人，亡国推给女人，再推给淫词。刀尔登把女人祸水论和文学亡国论并列为古人琢磨出的两种解释学，跟《人心惟危》里的骂江西人，是同一套归因术的不同面相。
底下那点不安也是相通的。骂人的人不肯承认自己在怕，骂文的人也不肯承认：他们一面说文章小道、词赋末技，一面相信靡靡之音可以亡国——刀尔登那句“持此论者显然相信靡靡之音比正音的影响力大”，正好戳在痛处。又看不起，又怕得要命，这是审查者的标准姿态。
两章的结尾，可谓异曲同工。
《人心惟危》收在“无聊”：谁心里没有个焦芳，谁心里没有个杨元慎呢？只是有时我们不能自见，有时见而不知其名罢了。这是躁动的、非要找个对象骂一顿才舒服的病。
《庾信》收在“发呆”：喜欢趣味的，由文被逼入诗，又逃诗入词，逃词入曲，又逃到小说，最后小说里也全是大道，而且是金光大道，这时人们方心满意足，吮大拇指而发呆矣。
读这两句，觉得它们是一件事的前后两段：先拿道德和趣味去审判别人，审判久了，把自己也审判成了呆子。
想起了当知青时读过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文体代兴，通常被讲成进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各领风骚。换个看法，这一串也像一张流亡路线图。每个新文体冒头时，都是卑微的、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是诗余，曲是艳科，小说是小道。正因为卑微，道还不屑于管，趣味就在里头活上一阵。等到它成了气候，被正名、被收编、被要求有所寄托、有所忠义，趣味就再往下流亡一次。词有了“寄托”说，小说有了“忠义”说，避难所就变成了检查站。逃到最后，小说里也全是大道，于是无处可逃。
杜甫是替庾信说话的第一个大人物，可他的说法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暮年诗赋动江关”——要夸庾信，先夸他经历了北地的磨难，并承认早年那些“放荡”的好文字没有“载道”。刀尔登只找到钱钟书一个知音，说庾信早年文章最好，晚年慷慨之意虽好，文字却无足称了。
所以结尾那句“立身须谨重，文章须放荡。后人反是”，我读着不像讽刺，像一声叹气。一个人可以谨慎持重地活着，同时写一点不受拘束的东西，后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做表面文章。写一套，做一套，满篇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结果圣道没弘扬多少，国祚没延寿多少，文章倒成功地弄成了十分无趣的八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