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把最后一块银元放进木匣时说：
“我这辈子所有后悔的事，
都在这个匣子里了。”
孙子要打开看，
老人按住他的手：
“等我死了再看。
现在看，
我怕自己会忍不住把它们拿回来。”
渡口的风总是湿漉漉的，裹着江水的腥气和远处集市的喧嚷。十六岁那年，我第一次站在这里，看父亲将一篓篓鲜鱼搬上客商的船。他回头望我，眼神里是千篇一律的期待：“留下来，这渡口养活了我们陈家五代人。”
我摇头。桅杆上的白帆正被风吹得鼓胀，像一片将要远行的云。我听见自己说：“我要去城里念书。”父亲沉默着，把一袋铜钱塞进我怀里，转身继续搬他的鱼篓，再没看我一眼。那是我第一次把遗憾放进心里的木匣——不是为离开，是为父亲转身时微驼的背影。
中年时我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布庄，生意不大，却足够体面。阿音来买绸缎那天，店里正卸下新到的苏绣。她站在一匹月白色暗纹绸前，手指轻轻抚过缎面，阳光从窗格漏进来，照得她腕上的银镯子一晃一晃。
“这一匹，包起来吧。”她说。
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再后来，战火烧到江南，布庄成了一片焦土。我们带着仅剩的细软逃往重庆，在拥挤的船舱里，阿音发着高烧，嘴唇干裂。我把最后一块银元给了船上的郎中，换来几副苦药。船到码头时，阿音的烧退了，我却再凑不出盘缠去更远的地方。
我们在码头旁支起一个小摊，卖茶水。阿音有时会望着江面出神，我知道她在想那匹月白色的绸缎，想江南老宅院里那棵我们还没来得及一起看的桂花树。我没有问她后不后悔嫁给我。有些遗憾不必说出口，它只是静静地躺在心里的木匣里，越来越沉。
五十岁那年，儿子说要去法国学画。阿音已经走了三年，我独自守着茶水摊，白发像渡口的芦苇一样疯长。街坊们都劝：“让他留下吧，你一个人，总要有人照应。”
我给了儿子所有的积蓄，送他上了去上海的船。他回头望我，眼神像极了当年的我。我朝他挥手，像当年父亲对我沉默一样沉默。那天夜里，我对着阿音的画像说：“咱们儿子，像你，有主见。”画像上的阿音微微笑着，月光落在她脸上，恍惚又是那匹月白色的绸缎。
如今我八十岁了，坐在渡口边的老槐树下，看着江水一年年瘦下去。孙子从城里回来，替我收拾那只樟木匣子。匣子里有一枚生锈的铜钱、一缕用红绳系着的白发、一张重庆码头的旧船票，还有一块磨得光滑的银元。
“爷爷，”孙子好奇地伸手，“我看看行吗？”
我按住他的手：“等我死了再看。”
孙子不解：“为什么？”
江水拍打着石阶，远处有汽笛长鸣。我忽然想起十六岁那年父亲的眼神，想起阿音病中握住我的手，想起儿子在船头朝我挥手。这些往事像渡口的风，湿漉漉的，却不再让人觉得冷了。
“因为现在看，”我慢慢地说，“我怕自己会忍不住把这些遗憾都拿回来。可拿回来了，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
孙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江面上，碎成一片金色。那只木匣就放在我们中间，沉甸甸的，像装着一生所有的告别。而我知道，等我真的走了，孙子打开它时会发现——里面没有后悔，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一直向前的路。
那条路从渡口出发，穿过战火与离散，穿过爱人的手和孩子的背影，最后又回到渡口。江水日夜不息地流着，我的船也日夜不息地行着。每一个靠岸的瞬间都值得感激，每一个启航的清晨都不必回头。
因为我这一生，所有看似后悔的选择，最终都把我带到了这里——一个可以平静地说“不悔”的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