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发现
崔祥震、刘近国：
滕州岗上遗址新发现陶刻符号再释读
前言
数日之前，即2026年8月2日，受台风“巴威”影响，山东滕州一带降水骤增，本地著名的漷河及其南支流明水河水位暴涨，河满沟平。河西岸的岗上遗址，因雨水冲刷，意外暴露出一批带有刻画符号的陶片。近国弟拾获之后，悉心清洗，反复端详，初步判断此陶器完整器应为“磨光黑陶高领壶”，其腹部中下处饰有一周宽堆棱纹，陶质细腻，不含夹沙，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物。陶文刻于器物肩部，运刀娴熟流畅，不见回刀修整之痕，当为当时较为成熟的刻画符号。近国乃文物爱好者，亦是研究岗上遗址为数不多的文史学者之一，素以精审见称。
岗上遗址陶刻符号之发现，折射出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刻划符号已然初具形态，颇具表意之雏形。
其后，经数日反复观察、潜心推敲，近国对陶文作谨慎释读，撰成《岗上陶刻符号“释读”》一文。初试解读先现之陶刻符号，以为乃契刻之“契”字。“契”者，人名也，乃商朝始祖。《诗经·商颂·玄鸟》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述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为商人自认之始祖神话。又据战国《世本·居篇》载：“契居蕃，昭明居砥石，相土徙商丘。”契居蕃，《汉书·地理志》记鲁国蕃县，即今滕州市区一带。刻画符号之义，与历史人物及历史地名三者若合符节，诚为可玩味者。
近国弟后以文稿示我，征询意见。我以为此试读不失为一大胆创举，勇气可嘉，无论最终定论如何，皆有抛砖引玉之功，足启后来者深入探讨。
然综观近年来发现的史前陶刻符号，尤以安徽蚌埠双墩遗址所出者为代表，多为史前人生活与居住场景之具象呈现，或为彼时日常事象之抽象表达。故经再三斟酌，我二人最终趋向一致：岗上遗址此陶壶所刻符号，亦当为描述先民生活场景之抽象刻画，未必专指某一特定历史人物。
其后不久，近国弟复于陶壶腹颈衔接处，发现另一陶片上尚存一略有残缺之刻画符号。今此陶壶仅见两片残陶，且两片相邻，推断应有其他散落陶片尚待寻觅，或亦附有刻画符号，然未敢遽定，姑存此臆测。
据此，我二人对两篇陶刻符号重加蠡测，试作再释读，并敢请方家不吝赐教，作更深层、更广泛之探讨与研究。
第一个陶刻符号，以线条刻成不规整之长五边形图，一端封闭成尖，一端留有入口之示意。内部有一菱形物，似燕尾之形，且此物与外五边形之间尚存一层间隔。我二人以为，此乃“竹笱”捕鱼之示意图。
“竹笱”，即地笼，或称虚笼，乃捕捞虾蟹与鱼之笼壶类渔具。往昔乃至古代，多以竹篾编成，形如漏斗，入口阔而出口狭，内有倒锥形入口及夹层，且垂有软质网片。鱼虾顺口而入后，辗转其间，难得其门而出，终困于内。远古之时，此类“虚笼”或编为方棱长笼体，故呈现出如图所刻之形状。内部菱形者，乃困于笼中之鱼头，鱼身及尾部则简化为燕尾之形，颇见先民构图之巧思。
第二个刻画符号，为一倒置之带柄刀形图，上端连一牛角形物，衔接处复有一小方格。我二人推想，此乃刻画者所居生活环境之写照。刀形中部之“方格”，当为四边墙方形半地穴式茅草屋；周围一圈，乃日常活动之场所；“刀把”则为一条小径，蜿蜒通向“牛角形”处。所谓“牛角形”，实则应为一条长形不规则之坑塘或水塘；衔接处之“小方格”，则为另一四面墙之小屋，既近小径，亦傍水塘。此水塘，当是岗上先民——如前图所示——以“竹笱”捕鱼捉虾蟹之处所。
凡此二符，虽简而意远，或为先民渔猎生活之缩影，亦足见彼时造符者之观察入微与匠心独运。今勉力释读，浅陋之处，尚祈各位方家匡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