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刚看完了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最后一本——《失踪的孩子》，说起来这套书是我难得看过的长篇小说之一（排除掉那些被长辈斥为“快餐文化”的玄幻、武侠、言情、耽美小说）。作为一个代入感很强的人，我特别怕看长篇小说，情绪很容易随着主角的境遇而起伏，并且严肃小说又不像“爽文”那样会大开金手指，时代变迁、现实际遇、性格弱点等等都决定了结局不太会是童话中的happily ever after，而更多是唏嘘和怅惘。之所以会对这样一部长篇小说产生兴趣，完全是出于对“女性友谊”、“成长小说”、“女性史诗”这类稀缺题材的好奇。

「那不勒斯四部曲」讲述了二战后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贫穷社区的两位女孩——莉拉和埃莱娜（莱农）的成长史，从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中暴力的童年、混乱的少年，《新名字的故事》里躁动不安的青年，《离开的，留下的》里虚无困惑的中年，最后到《失踪的孩子》里颓唐疲惫的中老年，不仅时间跨度大，也涉及了女性教育、恋爱、婚姻、生育、家庭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四卷、一千多页的体量尖锐又细腻地探讨了大环境下女性命运的复杂性。

《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失踪的孩子》

书中两位女孩之间的友谊，绝非简单意义上的互帮互助或是嫉妒背叛可以概括，就像作者埃莱娜·费兰特在书信（散文集）Frantumaglia里描述的那样：“在莉拉和埃莱娜（莱农）的生命中，有很多事件显示了一个人如何从另一人身上汲取力量。但要记住这一点：不仅仅是在她们帮助彼此的层面上，同样也体现在她们互相洗劫，从对方身上窃取情感和知识，消耗对方的力量。”

这样难以言喻的情感体验，相信很多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在我们自己的“主体性”不明确或是发生动摇时，时常需要一个对照物来确认自己的位置，而这个对照物与我们的关系并不是稳固的一成不变，而是处于动态的“博弈”平衡之中，既亲近、欣赏，又独立、警惕，在亲密无间的同时，也暗藏着许多苦涩的瞬间。

《我的天才女友》德文版

在初看那不勒斯四部曲第一本、第二本的时候，我们往往对莉拉有着不一般的敬畏和欣赏，因为在两者的关系中，莉拉往往占据着主导、强势的地位，她聪慧、果敢、粗俗但又直接，就像造物主那样，“有洞悉复杂性的天赋，擅长制造战争和变革”。而莱农呢，大概因为第一人称叙述的关系，她表现出的是脆弱、自卑、逃避、虚荣，是友谊中处于从属和弱势的一方。

然而，越看到后面越会发现，即使是在一段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那一个也可能从自身的从属位置中获得某种才智，转而令强势的一方头晕目眩。有人说这是一部关于become，becoming （“生长”）的成长小说，莱农不断地在莉拉身上追认着这种力量，用她小说家的敏锐观察力，一点一点地构建自己的主体性。在很多瞬间，我们能感觉到莉拉其实也很嫉妒莱农象征的知识界的这种“生长”的力量，比如她从未称赞过莱农写的小说，甚至会贬低莱农的作品，但在与本地黑帮分子的斗争中，莉拉又不自觉地想要借助莱农文字的影响力，去为己方争取利益。

虽然我们会被莉拉造物主般的洞悉和神秘所吸引，但也担心会被她的暴虐和无常所灼伤，而莱农则因为她的彷徨和脆弱显得真实，就像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我们，对外貌和能力的不自信，对原生家庭和落后社区的厌恶，对所处阶层的无力和痛恨。

“‘你知道什么是庶民吗?’

‘知道，老师。’

在那一刻，我更清楚什么是庶民，要比几年前奥利维耶罗老师问我时更加清楚。我们就是庶民，庶民就是争抢食物和酒，就是为了上菜的先后次序、服务好坏而争吵，就是那面肮脏的地板——服务员正在上面走来走去，就是那些越来越粗俗的祝酒词。庶民就是我的母亲，她喝了酒，现在整个背都靠着我父亲的肩膀上。我父亲一本正经，我母亲张着大嘴在笑，因为佛罗伦萨的古董商人讲了一个淫秽的段子。所有人都在笑，包括莉拉，她看起来像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到底。”（《我的天才女友》）

2017年4月，HBO宣布将那不勒斯四部曲改编成系列电视剧，上图为演员定妆照

比起莉拉，莱农对于自己的本源——母亲和家乡有着更深的迷失和挣扎。在小说里，她一直为自己母亲的瘸腿、粗俗、没有文化、势利而自卑，在她心目中理想的母亲形象是她的老师和她婆婆阿黛尔那样的人，穿着体面、说着标准意大利语、文雅得体。只有当阿黛尔斥责莱农“经常失控、不理性”，并拒绝让两个孙女与她多接触时，莱农才会意识到自己在阿黛尔身上的自我映射是多么可笑。

“这么多年里，我一直觉得，你是我想要的那种母亲，但我错了，我母亲要比你好得多。”（《失踪的孩子》）

当母亲快去世之前，莱农看着母亲曾经肥胖而笨拙的身体在病床上日渐枯萎，才终于达成与母亲的和解。她第一次心平气和地直面母亲的瘸腿，不是基因缺陷，而是在战争中留下的创伤。母亲临终前对她所说的最后一番寄语，也激励着她在遭遇背叛、失去之后，重新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不被任何东西摧毁。

“‘莱农，我现在真的很高兴，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人是你，但你是你，我知道，你能让事情按照你的想法来，所以我相信你。’”（《失踪的孩子》）

埃莱娜（莱农）

故事虽然发生在那不勒斯，却很少描写旖旎的风光、悠久的历史，更多地是将镜头对准郊区那破败的房屋和肮脏的街道。自从16岁，莱农在莉拉的婚礼上意识到“庶民”的命运之后，她就产生了要逃离的念头，她渴望借助知识的力量逃离贫困落后的社区，逃离循环往复的“悲惨母亲”的命运。

“她们（母亲们）都很焦躁，同时又听天从命，她们薄薄的嘴唇紧闭，背弯曲着，或者用很难听的话责骂那些折腾她们的孩子。她们的身体都非常消瘦，双眼凹陷，颧骨凸起，或者是屁股非常肥大，脚踝水肿，胸部下垂，拿着沉重的购物袋，最小的孩子都扯着她们的裙子，想让她们抱。”（《新名字的故事》）

曾经破败的那不勒斯社区

莱农一度成功了，她决绝地抹去自己的那不勒斯方言，有意识地用标准意大利语去交谈、学习。她发奋读书，考上了比萨高等师范，在那里结识了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彼得罗·艾罗塔，并与之组建家庭，开始自己的作家生涯，过上了人人艳羡的上流社会生活——体面的婚姻、到处旅行、有学问的交谈、丰富的艺术展览和沙龙，干净整洁的城市居住环境。

然而婚姻生活中的苦闷，丈夫机械式的性爱、身为全职母亲的崩溃、个体价值的迷失、社会生活的匮乏，都让莱农深受精神空虚和肉体困顿的折磨，她所以为的“文明”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禁锢。而她所仰仗的知识也存在着局限，很多时候它只是一种习得的传统男性权利构建下的语言，70、80年代社会动荡之下，人人谈论的解放、革命、政权与民主，也只是一种身份的选择或虚泛的理论，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对于现实生活也并无实质性的帮助。

当莱农看到莉拉抛弃那些属于理论的、政客的虚无宣言与口号，选择用最粗俗、直接的方式与那不勒斯本地黑恶势力搏斗时，当莱农不自觉地用家乡的种种人与事来阐释面临的变革与挑战时，她才终于意识到“故乡给予自己的这种丑陋滋养是自己前进的所有动力”，她放弃了与故乡的刻意隔离，回到那不勒斯，与故友们重塑友谊。

HBO系列剧路透照

正是因为莱农与母亲农奇亚之间的那些耳光、撕扯和毫不留情的批判，莱农对那不勒斯的一次次厌弃、逃离和回归，她比莉拉多经历的这些挣扎和歧路，帮助她无比曲折地找到了自己的本源。某种程度上莱农比莉拉更为勇敢，在遭遇恐怖残暴的大地震时，莉拉会因为“界限消失”、平稳生活的分崩离析而恐惧害怕、不停发抖，而莱农则能坚强地照顾莉拉、安顿灾后生活。

大概就像莉拉和莱农母亲农齐亚所相信的那样，莱农身上有一种“生长”的力量，温和、缓慢但坚定，绝不是像尼诺那样投机取式、没有根基的聪明，而是不断地自省与自洽，不断地打散又重组，“那些曾经把她往下拉的东西，后来都成了她向上走的根基”。

“我吃了多少苦啊，经历了多少事情啊！每一步都好像要跌倒，但我都挺住了。我离开了城区，又回到那里，我又成功摆脱了。没有任何东西会把我和我生的几个女儿拉下水去，我们都得救了，我没有让她们任何一个沉沦下去。”（《失踪的孩子》）

《那不勒斯四部曲》英文版

就如这套书的翻译陈英老师所评价的那样，对于莱农而言，在经历了困顿与贫瘠、选择的岔路口、大环境的变动，她都没有沉沦、没有倒地不起，她没有像“少年时的伙伴吉耀拉一样，在破败的城区倒地而死，也没有像家境优裕的美少女娜迪雅那样，成为红色旅恐怖分子，甚至不像有思想、有文化的玛丽亚罗莎那样陷入毒品和虚无。这无疑是一场漫长、痛苦的救赎之旅。”

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于那不勒斯四部曲还有太多太多可以领悟和谈论的。不管怎样，一川无比庆幸这套书的出现，它重新塑造了女性小说，不只是聚焦闺阁、婚恋或是“升级打怪”，也不刻意要追求雄性气概、将自己虚构成一个男性，而是将大事件、大变革编织进一个个生活场景和微妙的心理之间，没有上帝视角、没有金手指，有的只是在命运的裹挟之下，如何去选择和重塑，如何去认识、接纳、超越自己的性别。

希望每个人都能从这套小说中收获启示或者力量。祝阅读愉快。

Sarah Wilkins为《纽约时报》采访埃莱娜·费兰特所绘的插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