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围城》中成功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

钱钟书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对于今天依然有映照作用。

正如钱钟书在《围城》的序中所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以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标本，大量描摹知识分子的人性。在《围城》中知识分子形象大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虚荣。小说中所谓的哲学家褚慎明靠的是外国哲学家的三四十封回信;就因为写给柏格森的信被退回，他从此对直觉主义痛心疾首;因为罗素肯敷衍中国人，请他喝过一次茶，他便从此研究数理逻辑。其次是知识分子对物质财产的贪慕虚荣。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人不得不为了躲难背井离乡。没想到原本罪恶的战争倒成为了这些文人吹嘘子虚乌有的产业的大好契机。日本人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

这些知识分子不学无术的文化劣根性也恰似经久难愈的顽疾。这些知识分子深知文化学识是根生立命的资本，因此靠着伪装、作假在文化圈子中苟延残喘。小说中充斥着熙熙攘攘的所谓专家学者、名士之流，也不乏“学成”归来的留洋博士，更不乏像高松年这样德高望重的教授名师。靠着弄虚作假和装腔作势他们伪装成文化学者，一旦剥掉他们的外衣，剩下的只是故作高深的浅陋、貌似聪慧的愚笨。

“三闾大学的命名耐人寻味，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也称三闾，历来是文人节操的榜样。然而三闾大学的一帮文人却互相倾轧。”三闾大学的教授讲师在《围城》中是不学无术的另一类群体。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不把精力放在教学治学，而是“潜心研究”拉帮结派、勾心斗角;怀疑方鸿渐知道了自己和汪太太的“桃色事件”后利用职权，一心挤走方鸿渐。

苏文纨是在法国留学的文学女博士，方鸿渐在无意间道破苏小姐名下的作品是抄袭，被拆穿的苏文纨却依然理直气壮地抵赖。后来她嫁给了“剑桥出身”但同样写得一手令人作呕的诗的曹元朗，又一次证明了她对诗的鉴赏力并无多少高明之处。这群留洋学生的文凭“只仿佛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作者借赵辛楣之口这样说方鸿渐： “你不讨厌，可是你全无用处。”这“全无用处”四个字准确地点明了方鸿渐怯懦无能的性格。方鸿渐名字中的“鸿渐”二字来源于《易经》中的“鸿渐于干……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寓意便是无论方鸿渐怎么努力，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注定他就是一名失败者。

方鸿渐的怯懦无能首先是在他面对感情时体现出来的。情感受挫的方鸿渐爱上唐晓芙后又迟迟未能与苏文纨撇清关系;陷进孙柔嘉精心设计的婚姻圈套后一直处在被动的位置，被柔嘉连喊三声“Coward!(懦夫!)”怯懦无能是导致他在情感生活上一系列失败的原因之一。其次是在他面对事业时体现出来的。拿着假博士文凭归国无奈下接受了远在湖南的三闾大学的聘约，可笑的是这个机会还是拜情敌赵辛楣所赐;来到学校后不尴不尬地教着三个钟点的伦理学;小说的结尾方鸿渐再次决定远赴内地……纵观方鸿渐的谋事之路不难发现，愈是需要他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他愈是软弱、得过且过，让怯懦无能的病态性格占了主导。

“崇洋媚外症”几乎是 20 世纪知识分子阶层患有的一种时代通病。谁留过洋就等于脸上贴了金。在《儒林外史》中，“万般皆下品，唯有科举高”，而在《围城》中，“万般皆低贱，唯有留洋贵”。作者借方鸿渐之口说： “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

留了学也可解脱这种自卑心理。本质上，崇洋媚外是落后不思进取的国民性作祟。《围城》中塑造了众多海外留学生形象，如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等。他们的最大特点是念念不忘他们的留洋身份，无时无刻不以留学生自居，甚至夸张地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即使在外国留学的阶段无一分一毫的真才实学，也并不影响他们回国后的自我吹嘘。中英夹杂是这些留学生崇洋媚外的另一表现。例如小说中在洋行工作的张先生便喜欢别人唤他 Jimmy(吉米)，更喜欢随时随地说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

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李顾二人。为了省一点小钱骗人说房间订满了，还要赚别人的感激。尤其是李梅亭，拖着一个大箱子，没少浪费功夫，为的就是倒卖药品赚钱；在路上还要沾花惹草；到学校后要挟高松年买他的药……

总的来说，这些知识分子都是钱钟书故意塑造出来对社会上诸如此类的“知识分子”们的尖锐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