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办了一个“我的写作日”(My Writing Day)专栏，邀请知名作家分享自己的写作生活。本篇译自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的文章：《我从未完完整整地写过什么》。
阅读之前，先来看看这位作家吧。
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1956年1月6日出生，美国小说家兼短篇故事作家。她曾以短篇故事集《奥丽芙·基特里奇》(Olive Kitteridge)荣获普利策小说奖。该书已被HBO改变为迷你剧，并在2015年黄金时间艾美奖(Primetime Emmy Awards)的评选中荣获了六项殊荣。
也许，每位作家的创作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作家是方向式创作，知道故事的开始，知道故事的结局，但写作途中情节如何发展，只能一边写一边揣摩。而斯特劳特是另一类，她喜欢先把各种场景写出来，再慢慢理清脉络形成故事，这大概是拼图式创作吧。然而，无论创作方式有多迥异，对于所有的作家，有一点似乎是完全相同的，创作首先源于一种无法抑制的热情。斯特劳特曾经在《晨间新闻》(The Morning News)的一次访谈中提及自己的写作梦想：
“I wanted to be a writer so much that the idea of failing at it was almost unbearable to me. I really didn’t tell people as I grew older that I wanted to be a writer—you know, because they look at you with such looks of pity. I just couldn’t stand that.”
她早年曾搬到纽约，一边当服务生，一边创作小说和故事，但并没有写出成功的作品。经历许多坎坷之后，她始终没有放弃写作，终于在42岁那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艾米和伊萨贝拉》(Amy and Isabelle)，这本书于2000年入围了柑橘奖短名单。从这篇短小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她的文字风格平实，但情感真挚。
我在哪儿都可以写作：无论地铁上、巴士上、还是嘈杂的咖啡店中，我都写过故事场景。但我最喜欢的写作地点是在家里，而且一直如此。近来，每次与丈夫一起用过早餐后，我上午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写作；他一离开公寓，我的写作生活就开始了，那时候往往刚吃完早餐，于是我先清理好餐桌，再坐下来工作。我基本上用手写稿，写到我自己也读不下去了、也就是在纸上做了太多的涂改标记已经看不清想要写的那个场景时，我就开始把手稿转录到电脑中。
我向来喜欢从一个场景或一小部分场景开始写作。经过这些年，我已经学会了去体会那种最紧迫的感受——也许是担心即将要做的牙科治疗那么琐碎，也许是着急孩子们的安全状况那么严重——再将这种情感转移到一个人物里。这会给故事场景带来生命力，从而不那么笨拙。我是个乱糟糟的写作者——我把这些写好的场景扔得满桌子都是。我的面前是一张大桌子，过段时间我就能发现，哪些场景是相互关联的。我从未完完整整地写过什么，无论是一个故事，还是一本小说。我只汇集一些不同的场景，而那些我看着觉得不好的，会被扔到地上，最终丢进废纸篓。（扔了的可真不少。）
有时我会挪到沙发上，那里可以眺望纽约的东河(East River)，然后就在那儿写作。我还会在公寓里自言自语地走来走去，唠叨的总是工作。我就那样来来回回地走，心情很愉快，直到眼前浮现出的故事场景足以构成一本书，或一个故事。这个阶段可能会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然后我就得开始写这本书了。
真正写书的过程——考虑读者需要看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想看——并不像写故事场景那么有趣；我感觉没那么自由，但把我和读者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还是很快乐的。我总是想象有一位理想的读者：他很耐心，又不过分耐心；他需要这本书，也很想读这本书，但我若写得不真诚，他就不会读。于我而言，写作是和这位读者共舞。
除了早餐和咖啡，我工作起来一般不吃不喝。我会一直工作到午餐时间，不过这件事我会尽量推后，因为吃午餐多少会损耗精力。我也是经年累月才有此认识的。
家住缅因州时，我在一家书店楼上设了工作室。那里是极佳的工作地点；我有自己的温度调节器，每到冬天就把暖气开起来。我在那里也有一张沙发，还有一张大桌子，所以那时我午餐之后会读读书，下午稍晚一些再回到工作中。这件事总有些危险，我是指回去做当天做过的工作：如果我觉得活儿干得不错，余下这半天便心情愉悦，但如果觉得不太好，就会变得烦躁。所以我不得不很小心。
我在工作中不听音乐，虽然我听说别的作家会听。然而，我并不需要周围鸦雀无声。我只是需要有独处的感觉。达到这种状态比听起来难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地铁中的陌不相识感有时候会对我起作用。这也正是我最喜欢在家中独处的原因。
译/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