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纷飞，于是我躲在了家里不出门。然而雪下得不愿意停，天气预报里，周六仍旧要下雪。

我可以每一天躲在家里，但周六，我要去另外一个城市考试。

周五的夜晚我躺在枕头上，大脑开始预演第二天也许会出现的场景：单元门口的台阶很滑，我控制不住平衡，摔倒；下车时，地上结冰，摔倒；火车站台上人群匆匆，被挂拉一下，摔倒。

睡不着，打开微博，有人将在雪里摔倒的人集锦，制成搞笑短片，配上欢快的音乐。我感觉到了硬邦邦的疼痛，如果不是那么多天的疼痛相伴，也许我也会看过就罢，不做深想。

对于第二天的出行萌生退意的时候，心里是沮丧的，沮丧又带着疼痛的记忆敲击着我的大脑，我便把头埋进了枕头里，双手捂眼，很不强大地眼泪从手指缝里渗出来。

野鹿先生在睡意朦胧里醒来，本能得觉得我可能不舒服，从黑暗里摸到我粘着眼泪的脸。

他知道我的恐惧感会在夜里放大，于是开灯，很认真地告诉我下雪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可以避开很滑的地方，只要认认真真走着，就不会摔倒。况且，他深信，这一次有他陪着，肯定不会再摔倒。并且，他表示，这是一个克服心理障碍的好契机。

我说，我不只是怕摔倒，我害怕的是眼前一黑，失去控制的感觉；我害怕的是恢复意识之后，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的茫然；我也害怕在冰天雪地里，在地上趴了十几分钟的绝望！

“那这样吧，你现在回想一下，有没有关于下雪的美好记忆，用好的记忆，把不好的都赶走！”

我追溯起来，仿佛几年都没有关于下雪的记忆了。

在心里的时间轴上往回走，大概一两年前，只是在滑雪场看到厚厚的积雪。那时候还很扛摔呢，各种姿势摔一次，起来继续玩。

从记忆里再往回走，是2014年的春节，我与野鹿先生在西安过了个简陋的年之后，两个人在正月初七各自回家，那就是一个大雪天。

下午四点多火车到达我们县城之后，萋萋的飞雪在暗沉沉的天空里飞舞着，茫茫的白雪地也没有将天空映出一点光亮来。冬天的夜总是来得早，且又是阴天，下了火车的人们深知天之将黑，于是从火车的站台上浩浩荡荡地急奔起来。

等我出了站，迈过坑坑洼洼的雪地时，开往县城的102路公交车已经被挤成了饱和状态，而车下面挤不上去的数十人，只能望着负载过重的公交车吱吱扭扭地开走了。

望车兴叹的人群里，一些私家车的司机穿梭着，一个个询问是否要坐车。大概同我一样，因为担心安全问题，极少的人选择坐黑车。

大家都在等着，而下一趟公交车迟迟不来，雪花在我的帽子上粘了一层，哈出的气又将它氤成了水滴，滴到眼睛边。

天色渐暗，也许是因为我很想上厕所，才将自己懒洋洋的心收紧了一些，这一收紧，我才意识到我需要坐102路公交车到县城，再坐103公交车到城西汽车站，再坐小巴到我们村子附近，天黑前我必须要到村子附近，时间可以说很紧迫了。

放眼望去，火车站旁的小路上车子已经堵成了长龙，刚刚开走的102绿色的身子挤在车流里，半天仿佛也没有挪动的样子。这样的情况，即便坐黑车，也得堵很久，即便下一辆公交车来了，也得反向堵很久。

必须不能站在原地等了。

从火车站到大路的这一条小路，大约两公里长，宽度勉强能够错车，此刻被挤的满满当当，来往的车辆用龟速在挪动着。我背着很重的包，踩着路沿一步步往大路上走，超过了一辆又一辆龟速的车，也超过了我没能挤上的102路公交车。漫天的雪花里响彻着焦急的鸣笛，刺耳的喇叭声让我注意到天色将晚，内心也加了一份焦急。

低着头一走一滑，一抬头，对面来了一群人，各自拿着笨重的行李，踩过路边被雪覆盖的野草，费力又急急地走着。我思忖着，这么一群人一起走，那一定是有公交车了，也许公交车堵住了，赶火车的人怕误了车，就都下车自己往火车站走。

想确认一下，就打搅了内中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人，问她有没有看见102路公交车。这位妇女扬着声音说：“我不是坐公交，我是坐自己家的车，我自己家有车。”

答非所问之后，我道了谢，打算再问一下别人。而那位妇女走了两步，又扭转头，或许怪我没看出来她是家里有车的人，她再一次扬声告诉我：“我自己家有车！”

我被她逗笑了，这当儿，对面而来的人群就与我擦肩而过。我想，不管有没有公交车，我必须得快速跑到大路上，那里的情形一定比此地好。

我跑起来，耳边只有呼呼风声，雪积在了额角的发丝上了，脚底的雪和着干草和泥被我踩出一个个凹陷，脸与手是冰冷的，后背却已经出满了汗。

到了大路上，我心里放松了些。沿着继续走了一小段，便远远看见了熟悉的102路公交车，它正在缓缓地调头。开心之余我立刻一边追着跑一边挥手，卖票的女人探出头，大喊：“路不好，又堵住了，我们不去火车站了！”我也大喊：“我是回县城的！”。

坐上空荡荡的公交车后，得知这是末班车。我感叹，还有很多人在火车站那里等着呢！司机和售票员不约而同地说：“没办法咯，去不了了！” 卖票的女人和我抱怨道，“去火车站那一段路太烂，又有大坡，我们前一趟车还在那堵着，估计怎么着也得堵个把小时。”

到了县城，遇到了一个同村的娃，我们俩决定不能站在原地等，就连走带跑地往城西车站的方向走，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看有没有去城西车站的103路公交车。

脚下是软软的冰，一踩就冒出一汪脏水。他走得比我还快，我一直气喘吁吁地跟着小跑，跑到了距离城西车站还有100米的时候，103路公交车才慢慢悠悠地驶来了，当然我们也无需再坐了。

西站的最后一趟去乡里的车被我们赶上了，坐在混着汽油味与呼吸的浑浊热气的小巴车上，我终于放懒了一颗心。窗外的天已经变成了灰黑色，乡村农田树木都隐在了夜的暗影里了，路上相对而来的车辆发出刺眼的光里，是眼前马路的轮廓。

到了村子附近的大路上，有同村的人开三轮车回家，便停下来问要不要坐回去。我与村子里的人不熟悉，但与我同行的娃已经跳上了车，我也很不好意思地坐上去。

就这样，大半天的辗转，回到了家。

到家时，母亲和我说：“你弟说，你今天没个100元估计从火车站到不了家！” 我颇有成就感地回：“两块钱从火车站到县城，四块钱从西站到咱们这里，我总共只花了六块钱。”

那时候真是穷且皮实，同样的一双皮靴，略带点坡跟，我穿着在雪地里跑了那么久，稳稳当当。后来摔倒骨折的时候，也正好是穿那一双鞋，我身体的平衡却没有敌得过鞋子的不稳当，野鹿先生一气之下扔掉了那双鞋。

上学时每一次回家，都像一次负重的长途跋涉，步行，公交，火车，小巴，黑车，辗转替换。坐出租车这个选项，几乎很少出现在我的计划里。

那时，我和野鹿先生甚至在搬家的过程里，拿着大包小包在公交里挤着的时候，压根儿也没有意识到可以选择打的。对此，我俩一致调侃彼此：“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这是一个很琐碎的回忆，我在房间里暖黄的灯光下，讲完了这个过程，似乎觉得下雪的确没有那么令人害怕。

野鹿先生放心了，当他再一次响起鼾声的时候，我想起来在书上看到的各种对抗恐惧感的方法，比如将自己恐惧的事情写下来，过很多天之后去看看它有没有发生，一般情况下并不会发生。

而我觉得，人类的恐惧感其实就存在于你的意识里，它来自于人类远古的基因和个体经历所带来的创伤，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关系并不大。所以恐惧感时常存在，该做的事情依然需要继续，只是需要一些力量。

周六早上五点，洗漱收拾停当，走下楼，在飘着雪粒的清晨里，踩着覆着一层软冰的马路，我小心翼翼地走路，心想，昨晚是不是内心戏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