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研究者，既不高明，也不聪明。但我越来越不是很care很多教育研究者们。
这段时间偶尔和同事聊教育时，我常常说，我们现在的很多教育研究者们，所做的研究叫“政策后”研究。
我所指的“政策后”研究指：国家出台一项教育政策后，我们的教育研究者们似乎又找到了新的金矿，找各种理论、方法、数据对出台的教育政策进行阐释、说明。
我不太喜欢这类教育研究者们，其实理由很简单，国家已经把某一问题指出来了，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虽然有时候有点宏观），研究者们为何还要连篇累牍的阐释与说明？如果真的需要阐释，估计阐释权应该是政策制定者。
如果一项政策真的需要众多研究者大篇幅、大频率进行解读，估计这个政策的制定水平真的需要打一个问号。
当然有一类教育政策研究者们，我还是有一点喜欢的，他们并不对政策进行详细的阐释，他们所做的工作是：让教育政策的某些内容更加具体，更具操作性，更符合本地的教育实际。
还有一类教育政策研究者们，我是比较喜欢的，他们一方面关注政策本身，另一方面关注政策的本身是否科学与实际，并同时给出具体、可操作的方法与策略，当然这类研究者是比较少的。
在一个关于教育扶贫的研讨会上，我的一位领导兼同事说，我们现在的很多政策的落实方式是:从通知到通知，层层转发，却很少改动，甚至基本不变，在省市县层面上操作起来很困难。他接着说，落实政策肯定是正确的，但在政策中没有，却符合教育实际、更加具体、更具操作化的东西，我们是可以写进去的，这样既落实了政策，同时也才有可能创新（不一定准确表达了他的意思）。
我偶尔也想:从研究方法到理论创新，我们那么多的教育研究者们，似乎没有为世界或国家贡献多少引领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创新性成果的。
我想，我们教育研究的社会贡献力相对弱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的很多教育研究者是“政策后”研究者的缘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