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人做傻事并不一定是病态，背后有很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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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马浩
为什么聪明人办傻事？可能还不够聪明。
为什么聪明人故意办傻事？大概办聪明事（或者聪明地办事）几乎不可能。
为什么聪明人在组织中故意办傻事？也许这会使人显得比较聪明。
为什么聪明人在组织中屡屡故意办傻事？很可能这样做其实是真正的聪明。
总而言之，聪明人办傻事，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或者囿于有限理性、认知偏差，也许由于时间限制、成本约束，也可能迫于社会压力、政治隐情。应该说，傻人办同样的事，基本上是更傻。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让聪明人办事时变得更加聪明。可以说，迄今为止，答案并不怎么肯定。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办傻事，用看似很傻的办法办事，其实也可能是智慧的象征（如“大智若愚”，“难得糊涂”），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实际的功能。现在，就让我们循着有限理性与认知偏差、时间限制与成本约束，以及社会压力和政治隐情等主要方面来剖析“聪明人办傻事”背后的一些“合理性”。
不够聪明和自觉聪明
人对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和方法不可能完全理解，甚至通常对自己的利益本身也无法完全清楚地认识和界定。因此，决策的准则不可能是“优化”（optimizating），而应该是“满意”（satisficing）。“与满意准则相关联的是对问题解决进行的局域搜索（local search），差不多就得。在决策时具体的表现是林布隆、奎因和明茨伯格等说的：头疼医头、脚痛医脚（branch method），跌跌撞撞（muddling through），尝试纠错（trial and error），逻辑渐进主义（logical incrementalism）和自生战略（emergent strategy）。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很多认知偏差使人们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了盲目的信心。某些领域，由于新兴、复杂、不确定，不可能有专家。还有，即使非常聪明的人，某个领域的专家，也会有认知偏差，有盲区（blindspot）。再聪明的人，也得在犯傻中去学习。
聪明不得和聪明不起
迫于时间压力，人们来不及刨根问底或进行全面系统的详细调查与分析。这时，区域性搜索的倾向性就会增强，遇到问题往往不得不就事论事，微调改善，循症处理，从而达到在时间压力下的次优选择。在强大的时间压力下，人们的行为看起来会很傻，因为他们来不及按照全面理性的准则去分析、识别和处理可能导致负面后果的每一个潜在问题。
真实世界的决策者，必须考虑做事的成本和保证决策实施的资源可行性。有些事情，大家或公众看来，非常应该做（比如说某些事情政府应该去做），但就是没人做。大家通常没有意识到的是，政府无论收税多少，总是要对不同项目进行某种优先排序，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和紧迫程度，以及民众的愤怒程度，来分配资源，处理问题。
当然，有些时候，由于制度安排不当、组织设计缺失或者程序规章混乱，个体决策者面临类似囚徒困境般的情境，必定集体犯傻。在成本和资源约束下，无论个人、组织还是政府，都可能会近乎本能地诉诸某种捷径和对自己而言经济性比较强的窍门，从而导致某种集体的无奈和疯狂。
必须显得聪明的社会压力
作为社会人，决策者要考虑自己的形象，要尽量表现得理性，为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不断地进行辩护。理性的一大特点就是前后一致，能够自圆其说，显得有条理。心理学中有一个所谓“承诺升级”的说法。
在一系列的决策中，当决策者发现所承诺的方向和项目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由于要对自己的前期决策进行辩护，可能会更进一步增加投入，升级承诺，从而希望能够力挽狂澜，转败为胜，以英雄的面目出现在大家面前。很难说承诺升级就一定导致失败，过早地割舍沉没成本而中途放弃，也许会失去最终翻本的可能性。但缺乏应有的监督和防范机制，决策者迫于社会压力，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和理性，就很可能将承诺升级错误地进行下去。
傻即聪明的“政治隐情”
实际的决策，通常是多个部门、多个角色之间，互动交错，谈判往返的结果。这也意味着某些决策需要比大家或某些人想象和预期的时间要长，不可一蹴而就，于是显得笨拙。精通政治游戏的决策者，通常清楚地知道做事必须把握时机，并争取在“公海”或“无雷区”（不直接威胁组织中任何一个派系或团体的区间）中游走，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来自各方的潜在阻力。话不能说得太满，目标不能定得太具体，路径不能编排得太细。这样做，一是因为认知能力的限制使决策者很难在决策早期就对一切相关因素（包括政治阻力）了如指掌；二是主要因为必须保持今后运作的足够空间和灵活性，从而增进自己和大家对问题和现状的理解，激发下属的承诺和想象力，消除潜在的障碍和壁垒，争取统一战线的支持，在渐进中逐步化解危机。
因此，某些决策者看似无所作为，实则韬光养晦。关于组织目标（以及对不同目标相对应的不同价值偏好的排序）的无休止的争论，往往会增强内耗和矛盾，使组织偏离其存在的根本原因，导致组织领导层合法性的削弱和丧失。相较于教科书中一再教诲的“一定要目标明确”而言，这些深谙游戏规则的决策者往往言辞模糊，或者没有特别清楚的立场和是非，显得比较愚钝。他们务实的姿态和风格，使他们倾向性于“不争论”，并专注于将组织引入某种具体的政策方向。
这样，决策者避免了对目标的寻根问底和激烈争论，会像林布隆所倡导的那样，在选择具体政策时，同时选择了实施手段以及隐含的实际目标。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可以怎样做，这是政治智慧的具体表现。
总之，聪明人做傻事并不一定是病态，背后有很多的道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想当然地教人办聪明事，而是要了解为什么聪明人故意经常地办傻事，要承认甚至认可这种常态，并在此基础上改进自己的决策过程和结果。当然，我们所探讨的，是在某种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之上为实现自己或者组织的目标而做决策和行动。如果滑落到这种底线之下，那就需要另说了。那就不是聪明人办傻事，而是聪明人办坏事了，虽然傻事和坏事未必就一定分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