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时常在想，也许这些年是一阵风，吹乱了这些人，这些事，等到一片狼藉后才消停。
从小时候开始，我母亲就总跟我说，生下我，是她对抗全世界的结果。当然不是什么未婚先孕的老套情节，就是那时候怀我的时候就去掉了她打半条命，她吐得昏天黑地，体质本来就弱，很多人都跟我父亲说她可能扛不到我生下来，吓的我父亲尽管想要个女儿，还是召集了各路人马劝服我母亲，但还是我母亲生了我那两个哥哥之后就一直想要个女儿，所以她怎么样都要把我生下来。
在一个早晨，我出生了，父亲给我取名程曦，听说我父亲抱着我傻笑，一直都不肯松手。所以好多人都说我是带着大家的期待降临的，但后来发生的事不知道是否让他们后悔当初的期待。
我生下来没多久，我父亲就和他的两个兄弟分家了，三个兄弟不再一起合作生意，都分了些钱自己出去闯荡，我们跟着父亲从天津举家迁移到上海，拉开了我们家噩梦的开始。
2001年冬天，寒风中夹杂着些许雨丝，拂在脸上冰冰的，我父亲提着行李在前面走着，我母亲紧攥着我们三个兄妹的手跟在后面，我的母亲是个全职太太，小时候在农村家里条件比较艰辛，家里算上我母亲有六个小孩，我母亲排行第四，家里自然是没钱供我母亲上学，她从小就跟着我外婆下地种田干活，也帮忙着操持家务，我外婆常说，几个孩子我母亲是最能吃苦最能干的。而我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日子也仍是奔波与操劳。
我父亲托熟人在上海租了一间六七十平住房，一室一厅一卫，房子没有装修，大厅水泥地板上还杂乱地摆放着上一个房客留下的纸箱，墙面也有些许铅笔写下的电话号码，窗户密闭着，窗外的雨打在玻璃上顺着灰尘在窗上留下一道道污水印，卧室里只有一张孤零零的床上放着两床棉被，打开灯，昏暗的黄色的灯光将这间房子衬得更萧瑟。
母亲利索的将行李放下，将屋子粗粗地收拾了一下。大晚上的，周围的环境也都不熟悉，所以她就打算先凑合着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好好整理一下这个新家。最后，我们一家五个人横着在一张床上，虽然挤，但可能正是因为挤，大家贴得都很近，相互传递着体温，在这么一个寒风凛冽的晚上，大家都觉得无比温暖。
刚来到一个地方，很多事情都需要重新张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和哥哥们的学校。十七年前的上海，想要中途转学到公立小学就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幸父亲的朋友在当地小学里有熟人，托了关系将哥哥送入小学，一个上三年级，一个上五年级，而我被安排在了离家只有一公里不到的幼儿园里。弄好这些事情，我们家算真正意义上开始在上海扎了根。
在上海，教育资源是是非常丰富的，上幼儿园的我就开始学习认识英文字母，用算盘算数，毫不夸张地说，有时候我们的幼儿园老师还会给我们布置算数作业。相较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幼儿园只不过是父母亲寄放小孩的一个地方，如果家里有老人可以看护小孩，那么读幼儿园就不是必要的。而且农村在小学三年级前是不教英文的，从四年级开始就教教材，说是拔苗助长也不为过。
上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这段时间，我对父亲的记忆几乎是空白的，兴许是小时候的记忆过去比较久，淡忘了，兴许是那个时候父亲早出晚归，我与他的照面很少吧。而母亲依然勤勤恳恳地操持着家务，闲暇的时候就会与同在上海的莆田人们打打麻将唠唠家常。神奇的是，无论哪个城市，每个外来客都可以迅速地找到乡音，然后抱团取暖。
刚上幼儿园那会儿，学校要让我拿打预防针的小白卡，不然就不能继续上学。然而就算我是带着大家期待出生在这个世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使得我的父母无法给我一个身份，也就是，其实我是个没有户口的黑户，不仅仅是我，我二哥也是黑户。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抓的十分严格，尽管是这样，农村强烈的传宗接代的信仰还是会使得这里的人哪怕是到处奔波，到处躲避，也仍然要继续生育。只不过，没有跨过政府的门槛，这些孩子都没有权利办户口。
所以母亲一个人奔波了好几家医院，但是办小白卡，需要出生证明与户口本，可怜我的母亲根本拿不出这些东西，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为了孩子，用自己不标准的普通话极力地解释，找理由，找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最后在一家比较小型的医院，医生点头了。我在想，那个年代农村的女人真的是苦命，男人可以以在外面打拼事业对家里的事情不管不顾，而妇女就要过上丧偶式的婚姻，操持着家里一切的事情。
我的母亲是一个十分手巧的人，我们三个小孩从小的毛衣毛裤都是她一针一线勾出来的。而且每天早上上学前，母亲总会用她那双长满茧瘦长的手给我编制各种花样的辫子，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我们班最可爱的女生。
小时候的我，是没有玩具的，我的母亲从不会给我买，而我也似乎从没有哭闹。每次幼儿园在下午的午觉睡醒的一阵，老师会把早上从我们这收走的玩具在分发给我们自己相互之间交换玩，但是每次我都没有，我会羡慕他们有自己的玩具，有些小朋友也会问我为什么没有玩具，我总是说我不喜欢玩，但是小孩子又怎么会不喜欢玩具呢，只是我们往往觉得自己不要比得不到显得更有面子。
日子一天一天过，就像是平静的湖面，没有丝毫波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向着平静的湖面投掷巨大石子，泛起一阵阵涟漪，始终无法停歇。
二
2004年冬天，来上海的第四年，我像往常一样在家里做饭，突然接到电话，阿英说他被人骗了，说是和他一起合作生意的人，带着他的钱跑路了，不仅我们所有的钱都没了，还欠了外面一大堆的钱。晴天霹雳，我关了煤气，放下手里的铲子，跑到床上，盖起被子，今年的冬天仿佛比往年更冷了一些，眼泪开始的时候只是在眼里打转，最后巨大的压力终是将我压垮了，我放声大哭，这可怎么办啊。
下午，阿胜从学校回来，看到被窝里哭红眼的我，赶忙跑过来：
“妈妈，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啊胜，我们家以后生活可能会很艰辛了，你爸爸做生意被人骗了好多钱。”
那时候啊胜已经上中学了，比两个弟弟妹妹更懂事，“妈妈，没事的，没事的，爸爸会想办法的。”
过了不久，二儿子啊辉和小女儿啊曦都回来了，啊曦，爬上床，帮我擦干眼泪，看着我的眼睛，天真地问：“妈妈，你怎么了，是得了红眼病了吗，还是感冒了。”说完又将我的被子往上拉了一些。我紧紧抱住我可爱的小女儿，带着哭腔说：“没事的，妈妈休息一下就好。”菩萨真是狠心，让这么个大灾难落在我们家，可怜我三个小孩要跟着我一起吃苦，不，不行，我要振作起来。我得先起床将晚饭煮好，转过头看到啊胜眼里也噙着泪水，对啊，虽然他是老大，但他终归还是个孩子。我过去抱住他：“没事的，啊胜，赶快去写作业。”他点了点埋在我怀里的头，将眼泪蹭到了我的衣服上，然后就跑去做作业了。
晚上阿英很晚才回来，“我报警了。”
“那警察怎么说，我们的钱能追的回来吗？”
“不知道，我明天再去看看。看快睡吧，别问了，我现在整个人也很烦。”
我和阿英背对背，中间空出一条空隙，风吹进被窝里，是两个人都不住地颤抖了一下，但是没有一个人想要更靠近。再到后来，我想这场灾难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家庭，也改变了阿英，彻彻底底地改变了。
阿英那时候分家的50万全都投进去了，外面的货款还欠着别人十多万，我们家的经济来源全断了，我一个女人，没有文化也不认识什么人，家庭菜市场每天两点一线，我要去哪里挣钱呢，走到街上，也许连招聘的单子都看不懂，我只能依靠阿英，看阿英怎么扭转这个糟糕的局面，至少要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啊。
但是我想错了，这件事情之后，阿英完全变了一个人，喜怒无常，完全放弃了工作，每天都躺在床上，我想可能是这件事给他带了巨大的挫折，他需要自己消化一下这些情绪，殊不知这才是真正噩梦的开始，至今我想想那段日子，觉得我竟然坚持下来真的是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