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如预言的那样，机器取代了人工，技术革命只是改变了劳动形态。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模糊不清，劳动权益却得不到保障。今天，小五将为我们推荐 8 本聚焦在互联网时代劳工状况的书。作者们观察了科技进步之下的劳工状况，审视了互联网科技巨头垄断给人类带来的影响。虽然没有人能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但既有的行动和尝试性的思考依然为破除技术至上的迷思提供了有益参考。
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尽管有关科技资本的丑闻源源不断地被揭露出来，但直到今天，我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憧憬互联网巨头向我们许诺的自由和充裕的人类未来。
这里推荐的八本著作从最前沿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调查出发，将从不同的角度破除当下关于技术乌托邦、自动化未来以及零工自主性等方面的迷思，并为我们提供可以借鉴的变革路径。
正如书序所言，这是一本关于 21 世纪工人阶级的非虚构作品，被认为是对乔治·奥威尔《通往码头之路》这类书写传统的延续。作者在 2016 年历时半年先后从事了亚马逊拣货员、电话客服、居家照护员、优步司机等职业，揭示出这些零工劳动者所面临的困境。彼时针对零工经济的考察还并不多见。零工平台将这种“新型用工模型”包装为个体实现经济自主的理想方式。但实际上，这些零工不被承认为受雇佣者，需要长时间和高强度工作才能赚到足够的钱来生存，休息和娱乐的时间被挤占，遇到生病或工作事故时没有足以应对的储蓄，也没有钱购房或建立养老金。
通过对真实劳工人物的描写，作者质疑了对低收入群体进行道德污名化的媒体指责。尽管零工经济帮助英国在 2008 年经济危机的十年后提升了就业率，但零工经济毁掉了英国工人阶级过去引以为豪的生活品质，从而使一部分人失去健康，甚至酒精和毒品上瘾。在作者看来，零工的大规模增长与去组织化的现状不仅与危机后的公共开支削减有关，也与英国 1980 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经济政策以及保守党政府对工会策略性的打压有关。因而，解决之道在于重建团结的工人社区。
本书也观察到一些新的现象，例如越来越多的零工是由来自东欧等地区的移民组成的，移民成为英国零工经济中重要的产业后备军。
从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到网约车平台企业 Uber，科技巨头热衷于宣扬数字化与自动化将给人类带来的变革。在这种由新兴科技资本主导的愿景中，机器完全替换人是时代的必然趋势，仿佛大规模失业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们。而劳工唯一能做的就是提升个人技能以延缓自己被淘汰。
然而，本书通过大规模调查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作者认为机器和算法并没有且最终不可能完全替代人，自动化也存在着无法破解的“最后一英里悖论”——为了实现更彻底的自动化反而要雇佣更多人力。实际上，真正驱动手机应用程序、网站和人工智能（AI）系统运行的恰恰是人类劳动力。而劳动者被隐藏起来，变得不可见，让消费者误以为他们只是在使用自动程序。这些幽灵劳工的工作被称为“幽灵工作”。与此同时，现有的零工平台通过将过去的交易成本转嫁给工人，节省开支并推卸了责任。绝大部分工人不再拥有传统的全职工作所能提供的工作环境和社会福利保障。
本书没有将“幽灵工作”视为一种从天突降的全新现象，而是将它放置于“全职就业”与非“全职就业”（临时工、实习生、外包工作和计件工作等）相互形塑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作者专门介绍了非“全职就业”在资本运动中被长期利用但在劳工运动和研究中被长期忽视的历史，并暗示将“全职就业”视为唯一“正规”就业形式的观念本身是被建构的意识形态，推动了工人阶级的分化。因而本书的观点是，既然全职工作减少、工作零散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关键就是如何让“幽灵工作”显形，并保障零工就业者的权益。
作者也提出了一些解决思路，比如技术改造平台以促进劳工协作、资本平台承担更多企业责任、将平台合作社化、全民基本收入等等，但缺陷在于并没有指出实现这些变革的手段。
2018 年，欧美劳动法领域的一些学者举办相关研讨会，介绍了欧陆地区及英美等十国在劳动法方面对平台经济用工进行规制的近况。
参与讨论的学者普遍认为，平台企业利用新型技术所搭建的商业模式，绕开了对劳动者进行保护的既往社会契约，实际上是一种“技术破坏”。现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逐渐被架空。面对平台用工的“去劳动关系化”（即平台不承认劳动法中规定的雇佣劳动关系），不同国家的司法部门在劳动者身份判定上面临难题。为数众多的立法者开始倾向于将平台从业者归类为过去劳动立法中已有的身份类别（完全的受雇佣者或所谓第三类劳动者身份），从而给予一定的法律保障。但将解决平台用工问题化约为劳动者身份归类的问题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因为这可能忽略不同平台从业者的差异（工作内容、性别、国籍、种族等等），并漠视了劳工群体自我赋权的能力。
正如我们介绍的头两本著作指出的那样，传统社会契约被打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本书在主要思路上仍然局限于以国家为主体的劳动法更新以“重振社会契约”，从而产生了无法破解的悖论。尽管本书也在个别章节关注了比利时、意大利等地新型劳动者自组织的成型，但仅限于浮光掠影的介绍。
本书在反对业已流行的自动化话语方面，比《销声匿迹》走得更远。作者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关于自动化机器取代人类的观点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被回溯，却从未实现。技术精英、政界人士和学者预言“灾难性失业和社会崩溃”时代即将到来，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总是无法提供足够就业岗位的担忧的表现。
带来劳动力需求持续低迷的并不是自动化。这背后是几十年来劳动力所占收入份额和工人议价能力的不断下降、收入分配差距的急剧扩大——以及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作者在此挑战了几个地位稳固的流行观点，指出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并不能完全靠向第三世界的产业转移来解释，因为我们正经历着全球范围（包括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的去工业化。但后者也并不完全是由于全面的工业自动化，而是由于全球制造业能力的提高迅速导致全球产能过剩，从而使得制造业产出增长率出现“长期下滑”。与自动化的流行话语恰恰相反，在平均增长率较低的环境中，工业自动化有助于国家和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多市场份额，从而保留更多就业岗位。而这也能解释为何全球经济面临着长期的停滞。
因而，对当下社会困境的解决之道绝不是代表技术官僚主义路线的全民基本收入（UBI），而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人斗争开启一个人性化和后稀缺时代的未来。即便这种斗争最终走向失败，我们也将获得 UBI 一类的最坏结果。
本书是对苹果、谷歌、微软、脸书和亚马逊五大互联网科技垄断巨头的无情揭露。今天这些公司提供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相当一大部分，却并不为公共利益而经营它们。实际上，它们相互竞争并力图摧毁对手，而不论这些行为对雇员和公众可能造成的伤害。这些标榜人类进步的科技企业内部充斥着性别歧视和劳工剥削等恶劣文化。
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则是这些公司的具象化身。比尔·盖茨在 1998-2000 年针对微软的反托拉斯案中为微软作伪证，如同一个“闪烁其词和居高临下的恶棍”。乔布斯（Steve Jobs）则被身边的同事称为“混蛋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 that asshole）”。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是“臭名昭著的企业暴君”。而 Google 的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也是“仗势欺人的资本主义暴君”。
但是，大规模的抵抗策略仍然有可能帮助我们抵达另一个良性的互联网世界。例如，使用替代性的程序和网络工具，跨国的工人联合斗争，用户罢工，对平台进行没收和进行民主控制等等。
本书可视为对当下平台技术如何影响劳动者未来的一个新颖的解释。通过考察工业革命历史上卢德主义者的观点和经验，作者挑战了当下流行的技术乌托邦主义：新的数字和自动化技术已经具备开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力，只要从大型公司和精英集团手中夺过已经造好的基础设施，人们就可以创造一个平等的未来。
作者认为，技术总是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构成了劳动力的组织结构。管理层从一开始就引入了已经具有政治意义的技术从而旨在打破威胁资本主义控制的工人组织和自治。因而，接管现有的技术和设施并不能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实现愉悦的劳动关系，因而需要强调更具有对立性的工人政治。
在作者看来，卢德主义者面临长期的污名化。他们并不是光会砸烂机器的蠢蛋，而是将针对技术的斗争塑造为社会团结手段的抗争者。今天的工人同样应该有权利去拒绝被强加的技术，拒绝现有技术带来的过度劳动、劳动和日常生活监控等问题。卢德主义者并不反对所有技术，而是想要一种自主控制的技术，能够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运作。拒绝指纹检索和电子镣铐的清洁工就是当代的卢德主义者。参加自由软件运动的程序员以及利用程序漏洞破坏秩序的黑客也是当代的卢德主义者。
作者的研究始于 2016 年。彼时在学界和劳工运动圈，许多人还在质疑类似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样的互联网平台零工是否可以像矿工、铁路工人、制造业工人等传统工人阶级那样组织得起来，因为相比之下他们似乎缺乏同一的工作场所、流动性更高也更具有可替代性。这些质疑并非空穴来风，但事实证明工人们可以应付这些挑战。
本书的调查和研究证实了平台工人之间越来越强的联系。例如伦敦外卖平台 Deliveroo 上的工人日常利用 Whatsapp 进行通讯。由于缺乏来自平台的沟通和协商渠道，工人们开展了自组织协作。印度班加罗尔 Swiggy 以及 Zomato 等运输平台上的工人由于报酬骤降而在 2018 年发动了集体行动，并逼迫平台将薪酬提升到原来的水平。而资本平台的跨国趋势，也为新的工人国际主义奠定了基础。来自南非开普敦、英国伦敦、美国洛杉矶、加拿大多伦多、巴西圣保罗等地的 Uber 司机都使用同一个工作平台，更容易就工作条件和环境进行交流、比较，并就抗争经验相互借鉴，甚至这些工人已经开始组织国际会议。
本书也提出了数字工人主义（digital workerism）的研究视角，汲取意大利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工人主义的经验，重新将工人的观点和行动放在首位，提倡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因而将工人调查（Workers’ Inquiry）作为方法论。这与其它研究所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平台合作社化等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案形成了一定差异。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加剧了远程办公的普及速度。但实际上，早在本世纪初，西方国家就已经形成了一批依靠远程工作获取收入以实现“位置自由”（Location Independence）、四处休闲旅行的数字游牧民。而在大疫情中，一些旅游国家已经开始推出“数字游民”的专门签证。
本书聚焦数字游牧这一现象，指出数字游民群体的扩大，实际上是以西方国家零工经济的兴起、新自由主义观念在千禧一代中的深入以及经济全球化下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在东南亚等地区的普及为基础的。尽管新闻媒体中这一群体的形象以身着比基尼、手持笔记本在海滩上一边工作一边度假而著称，但这种生活方式背后的社会问题却鲜为人所关注。
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被打破；由于不稳定的经济收入，他们推迟了买房、结婚和生育。在东南亚海滩上享受高品质生活的同时，他们忘记了自己并不能在母国过上舒适的生活，甚至无法支付日益上涨的房租。向前殖民地地区的流动，容易让人们忽视本土社会正义的诉求。而与住在房车内四处迁徙为亚马逊打零工的底层无产阶级形成对照，只有较高收入的劳动者可以承担成为数字游民的开支。
